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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鼠啮狸，弄恶必拙 一九九一年八月 苏共顽固派的短命政变，为天下人耻笑。其戏剧性的变化和结局，也大大嘲弄和打击了一些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小丑，如伊拉克的胡森，利比亚的卡达菲，还有中国的共产党的顽固派。 苏共顽固派“八人帮”发动政变后，中共迫不及待地以“不干涉内政”的陈词滥调发表了观点，但更实质的却是紧接在后面的”中苏关系不会受到影响，将会继续得到发展”的保证。在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的国际版上，大篇幅报道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记者招待会，该委员会在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和暂时允许几家报纸发行的命令、对叶利钦等纵容违法行动提出警告的声明，以及用“苏联老战士组织发出呼吁，支持在某些地区实施紧急状态”传递苏联人民支持政变的假信息，混淆视听。同版还专文介绍了政变的主谋之一：原副总统亚纳耶夫，给政变者们送去一串串秋波。对苏联人民如何勇敢地抵抗政变以及诸多国家元首如何谴责并采取措施抑止政变只字不提。中共在所有的公开报道中虽未使用“承认” “支持”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字眼，但其对新闻选择性的使用，以及每言亚纳耶夫必称代总统，已蕴涵“承认” “支持” 於其中了。中共反民主、反自由、暴力独裁的嘴脸又一次按奈不住地裸露出来，被政变迅速被人民击败的结局整整贴了一记耳光。这种难受的滋味，恐怕并不陌生。一年半以前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赛斯库同志被处决时，中共也尝到过类似滋味。只不过那一次的辛辣苦痛远不如这次深刻。 自一九八六年戈巴契夫全力发动“开放”及“重建”的运动以来，苏联的政治改革越走越远。至一九八九年戈巴契夫访问北京时，他已释放了被称为人权斗士的著名异议分子沙哈诺夫，解散了旧制度最高苏维埃，另设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及新制最高苏维埃，允许社会公开辩论国事，新闻已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再加上他與美国总统里根两次高峰会谈，与西方和解及合作取代了全面对抗。因此，戈巴契夫取邓小平的风头而代之，成为最受关注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领袖。戈巴契夫访问北京时，正是中国八九民运中期，他作为开明政治的象征，鼓舞了要求政治改革的中国青年学生，他的来访把八九民运推上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死守”四个坚持”的中共顽固派，对于上述种种虽极感不快，但为解除“忘我之心不死”的北极熊的压力和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站稳自己的位置，还是與戈巴契夫“了结了过去，展望了未来”，达成了“相互尊重”，不再军事对立，也不再重开意识形态的争论的协议。但心中的别扭也只有中共的决策者们才能说得清。 “六四”后，中共在国际上陷入了孤立，一九八九年底东欧的变化，尤其是齐奥赛斯库被处决，使中共顽固派的同类在地球上迅速减少。中共除了“不干涉内政” “共产国际主义事业暂时受到挫折” “国情不一样，我们走自己的路”再也找不出更有力、更能挽回一点面子的宣传口径。为了避免类似的演变在中国发生，中共的顽固派尤其是政治老人们，不遗余力地发挥“余热”，把中国的政治环境拼命往改革前的状况拉。與此同时，苏联的政治改革同中国相比，已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总统民选，解除宪法中保障苏共一党专权的条文，走上了多党制的轨道。特别是上个月戈巴契夫代表苏共在新党纲草案中宣告：共产党决定放弃奉行了四分之三世纪之久的马克思主义，把党政变为一个促进社会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政党。所有这些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对中共的威胁远比“珍宝岛战役”时更深刻更令中共毛骨悚然。因为那时北极熊威胁的是中国的国家安全，而现时的北极熊动摇的是共产党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以及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根基。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两者有着本质区别。自然的，中共与苏联在政治上对立起来。与倡导和平演变的美帝相比，实行和平演变的苏修成为中共最危险的国际敌人。中国体制过去在全盘照搬苏联，母体和平演变的影响是那样直接、现实可见和不可抵御。一时间，中共穷于应付，连给国内民众如何解释苏联的变化都成为一个高难度的问题。中共不得不继续使用其一贯伎俩，选择性地使用来自苏联的消息。大肆渲染政治改革给苏联带来的“混乱”，种族冲突，国家分裂和经济困境。当戈巴契夫在改革过程中左右摆动时，猛劲宣传戈巴契夫及其他共产党人如何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捍卫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对叶利钦等人给苏联制造的“不稳定”如何深恶痛绝等等。戈巴契夫在中央全会上提出新党纲草案的消息迟迟没有见报。相反地，苏共批驳叶利钦禁止共产党在机关和工厂活动的消息，迅速地见诸于报端。在现代社会里，中共的这一切伎俩最多不过是黔驴之伎，实在抵挡不住西伯利亚的强劲“寒流”。因此，中共顽固派又怕又恨葬送了共产党江山的共产党的叛徒戈巴契夫（虽然那时戈氏还不完全配称共产党的叛徒）和叶利钦。與原有的敌人相比，共产党向来更加痛恨叛徒。 苏共顽固派八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挽救党和国家的“果断措施”，象一针强心剂，使中共的顽固派亢奋起来。假如克里姆林宫换上苏共顽固派领导人，中共的顽固派（若未参与策划政变的话）对双方的关系未必有十分把握，双方关系也许会回到八九年戈巴契夫访问北京前的状态。但政变者实施紧急状态（戒严）的命令，以及开进城执行命令的军队和轰轰的坦克车，使中共喜呼“吾道不孤”，镇压八九民运的措施的必要性好象因此得到了肯定。政变者批判戈巴契夫的改革把苏联带上了绝路，似乎旁证了中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和英明。这两条很有可能为中共解开“六四”死结提供助力，为其摆脱在国内国际的难堪角色提供台阶，为其施行一党专制的合法性提供证据。这已足以使其对苏联政变采取“承认” “支持”的立场。 绝妙的是，在民主派领袖叶利钦的领导下，苏联人民迅速击败了政变。戈巴契夫复出视事，并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解散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企图恢复专制的政变，成为真正民主改革的起点。这一结局对中共的打击不仅仅是“压错宝”后的难堪，更要命的是国际大气候因此更加“恶劣”，而且危逼城下了。也许有人会感到惊讶，中南海的老人们怎么会压错宝了呢？的确，中南海的政治老人们的政治智慧并不比美国老牌政治家布什差。但是政治智慧只能在一定限度内起作用，达到一定的程度后便被更高层次的东西替代，那就是要看能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能否顺应人类发展的潮流。中共根本没有压错宝，因为它只有这一个宝可压，这是它反人民反民主反自由的立场决定的。 顺便提一下，许多观察家根据中共军队总参谋长迟浩田在政变前访苏，政变发动第二天，苏联副外长别洛戈诺夫抵达北京等迹象，推断中共顽固派参与策划了这次政变。另外，苏联堪加省的独立电台ＴＶＫ八月二十一日报道，亚纳耶夫企图逃往中国，在中亚吉尔吉斯境内被逮捕。这两个消息尚未得到证实。然而，假如有一天证明这两件事属实，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会感到惊讶。这表明人们已经开始看清共产党的本质，中共的顽固派也被摆在了它本应在的、與这次的政变者以及胡森、卡达菲划等号的位置上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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