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对中国“国会” 的工作

杨建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级人大是其辖区的最高权力机构，拥有同级政府官员的任免权，预算、决算审核权，全国人大还拥有立法权，对外宣布战争，对内宣布戒严等权力。但是几十年来，中共少数几个人的意志和权力凌驾於一切之上。人大名为最高权力机构，事实上，只不过是决策过程中的“橡皮图章” 而已。八九年 五 月十九日李鹏宣布的戒严以及后来调动军队“平乱” 都没有经过全国人大批准 。中 共违犯宪法的罪例罄竹难书。

今年年初开始的各级政府的换届选举，特别是三月份全国八届人大的选举中，出现了“橡皮图章”开始硬化的可喜迹象。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等额选举总理时，三百三 十名代表没有投李鹏的票，在省级领导班子换届中中央内定的人选在省人大票选时普遍遭受阻击，有数人落马。如果说八八年七届人大上破天荒出现了一两张反对票和弃权票只是冰山一角的话，那么现在人大系统的状况可以说是冰山易变了。

有一种现实非常值得注意，新担任各级人大领导职务的不再是即将退休的人员，而是在政治上想有一番作为年富力强的干将，人大不再是二线机构，开始发挥一线的作用和影响。当然这里也有当加强控制人大系统的意味。但是各级人大的头头们要想有权力有作为，自然要使他们掌管的人大系统有权威，也就是要使人大系统所制定的法律和政策通过的议案有权威。而这种权威的树立只有靠立法决策过程更多的独立性、更多地代表民意和更多地建立法治的基础来完成。因此，近来各级人大的领导人不断地发出大力强调法治重要性的言论，各级人大代表仗义为民直言的事例也常常发生。可以预见人大系统更会往其本应有的“议会” 功能的方向发展。

这些现象的出现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分不开的，反过来又为民众提供了进一步扩大行使合法权利、循法律途径争取和保护权益的空间的条件，促使民众权利意识更广泛地觉醒。这种循序不断的良性互动将会铺出一条中国良性循环的民主化道路。中国民主力量应自觉主动地参与到这个良性循环互动中去。

本届人大有三十二个法律草案需要审议，基层人大也有许多有关公共政策、重大经建问题的决策需要审议。我们可以就每一具体法案调查研究，了解民意，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游说” 人大代表，使审议议案的过程更能反映民意， 至少让正常的反对 声音更多一些。九二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近三分之一的代表对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没有投赞成票。虽然最终未能阻止议案的通过，但是他们的努力树立了正常的合理的“议会” 运作的良好榜样，其意义远远超过了议案的本身。 这个例子还告诉 我们，议案不是一个特别敏感的政治问题是有那么多代表敢於说“不” 重要原 因。 因此，从政策上考虑，“游说” 人大需要从非政治性问题入手，这样可以使更多的 人大代表更有勇气说真话。渐渐地，不同的声音，投反对票就成为平常的事情。有了这个基础，我们便可以“游说” 大代表提出诸如在宪法前言中删去“四个坚持” 等重大修宪问题了。

另外，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是对人大系统工作的最重要环节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直接民选产生，由选民十人以上联属便可成为候选人。下一届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的选举将在一九九六年年初进行。虽然这个这两三年很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民主力量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在各地推动象80年代初发生在几所著名学府那样的自由选举是必要的。各选区都有自由竞选人并争取较高的当选比例，应该成为民运的重点工作目标。

台湾民主化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台湾的不同声音和抗争行动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在各级议会出现，其间不断有国民党的精英脱党成为反对派。虽然党禁尚未解除，一个被称为“党外” 的政治势力很快在议会形成，成为民进党的建党基础。 民进党的 大部分骨干是建党前在各级议会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党外” 及后来的民进党 也就 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成军的。民进党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及自身的成功是举世公认的。

民主力量需要不断与从旧体制里分化出来的人结合以改变与专制力量的力量对比，旧的体制的人只有分化出来才能不做专制体制的殉葬品，而变革中又有各种新的利益集团需要代言人，对所有这些人来说，人大系统将士转换角色、重新分化组合、承前启后的最佳舞台，在这个政治舞台上是大有作为的，结果必定是民主法治因素的增加。因此，民主力量大力开展对中国人大系统的工作可以说是责无旁贷，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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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