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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性经济危机 -- 自由、秩序、公平的失衡 杨建利 邵剑平 一. 引言 自去年年初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护伞之下,中国的经济以名列世界前矛的高速度发展,私有经济成分不断提高,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于是乎,包括西方大部分中国研究专家在内的许多人,从“六四”的挫折和惊异中缓过神,重新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乐观起来。他们普遍认为,与俄国的改革相比,中国选择了一条更好的改革路线,亦即“新权威主义”的路线。他们甚至认为,政治上的改革或要求必然会引起社会动乱和政局不稳,会延误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十分不幸的是,中国经济的又一轮危机在今年上半年到来了。 据中国官方统计，今年年首五个月的城市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百分之十六点七，一些大城市上涨了百分之二十，深圳更上涨了百分之三十。农民工人暴动事件频仍，金融市场混乱，房地产、股票、特区开发过热，不满、不祥的情绪弥漫着各个阶层。有的观察家说，现在的中国很象八八年的情形。看来"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改革仍未绕出险滩,又一次陷进了旋涡之中。 显然,这不是政治改革或政治改革的要求所引起的。十分清楚,“六四”后中共没有主导任何比“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更进步的(十四大反而退步了许多)政治改革。而在民间,由于大家都纷纷“下海”大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去了,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和具体行动比“六四”以前也少了许多。因此,经济危机的出现非民主之罪也。 人们不禁要问,是否恰恰因为没有政治改革的及时配合,才导致经济改革两三年一次的“收、放”,“冷、热”的恶性循环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二. 没有公平和秩序的“自由竞争” 自由是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之一。中国的经济改革,舍其具体措施和具体社会效果不论,其本身应该是以经济自由为中心价值取向的。而其成功的地方也在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旧有的全权专制对于个人经济自由权利的任意剥夺和侵犯的状况。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自由竞争。理想的自由竞争状态应该是,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违犯公正的法律,皆应给予完全的自由,使其能依自己的方式去寻求自己的利益,凭借其勤劳、智慧、资本和运气,加入与他人的竞争。 产权私有是实现或逼近这种自由竞争状态的必要条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是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开始的。因此,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我们愿意假定它是以自由竞争为目标模式的)并不是“以市场机制代替指令性计划”、把“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就可以万事大吉了的。实际上,最关键最中心也最棘手是“化”的问题。也就是,公有财产如何“化”为私有财产?谁有资格作为公有财产的代表参与竞争?其本人的盈亏如何确定?这些问题,就其本质而言,与其说是经济的,到不如说是政治的。 通过暴力革命完成的私有制往公有制的过渡,若不计人命的代价,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用枪杆子逼迫所有的人将财产充公,标准唯一,清楚而简单。然而,从公有制往私有制的过渡的复杂程度以千百倍论之仍感不足。道理很简单,深受贫穷之苦的各阶层激切地、期望甚高地想要从共有的(至少名义上是)那张社会主义“大饼”上得到自己认为应该得的那一份,但是,却没有公认的分的标准。在感佩那些苦战在改革第一线上的人们,还有象最早分田的安徽农民那样自觉推动改革的民众,在如此棘手的条件下所做出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楚地发现,在这个“分”的过程中,中国的特权阶层,自觉便利地使用了“按权(力)分配”的标准。大体上是权(力)大大得,权(力)小中得,刘姥姥式的能和权贵攀上关系的跟着一起得。反正离不开权力。 原天津市经贸委主任、因抗议“六四”屠杀而弃官的张炜曾说,每当有创新精神的改革家、企业家为改革开辟一条新路,改革因此而有所进展时,特权阶层就凭借权力强行进入,以改革为名牟取暴利,把刚刚开辟的路子引入歧途,陷改革于山重水复。双轨制的运行,股票市场的设立,房地产的开发,开发区的建立,等等都遭遇了这样的困扰。如果说,在改革的早期,特权阶层的这种行为还有某种迟缓、被动和顾忌的话,那么到了后期,可就变得迅速、主动和大大方方了。 近两年来,许多有特权的人从国家银行里贷借大量资金炒作房地产(现在中国,一般民众没有能力炒房地产),从国家低价买进房地产,几经抬价转手再高价卖给国家。大量公款在房地产市场上流通,其中相当的比例流进特权的私人腰包。 只要能批到项目,就能调动支配一部分资源,从中渔利,至于投资效益,是可以不管的。这个古老的故事一再发生。所以,一边是基建投资规模膨胀,一边是国营企业亏损,国家财政还能没有赤字? 有些有特权的人从公家银行低息贷进大量资金,趁市场上资金紧缺,转手高利贷出。金融秩序能不混乱吗? 由于资金紧缺,国家财政赤字巨大,政府不得不开动机器猛印钞票。财政部原计划93年发行货币一千亿,实际上,第一季度就印出一千六百亿。通货能不膨胀吗? 贪污、收贿、官商都不同程度地将国家用作投资的积累资金转移到消费领域,特别是那些可以被特权所支配的所有权模糊不清的资金,当然是更多地迅速被用于消费。去年一年,仅吃喝一项就用掉公款近一千亿,据说超过了前两年的军费开支。消费物价指数能不上涨吗? 一场起点不公平、过程混乱的“自由竞争”正在中国上演,而且愈演愈烈。 起点是公平的,结果有可能不公平,然而,起点不公平,结果不可能公平。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一些数字。 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现在中国的城乡储蓄存款共一万两千亿,其中,官商占百分之四十,个体户占百分之二十八,其他十一亿多的人占百分之三十二。这只是在中国的储蓄存款而已,如果算上在国外的存款呢?如果算上其他财产呢? 从海外甫返中国的千家驹惊奇地发现,某市长坐官七年存款上亿。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透露,北京存款超过一亿的有十七户,其中十五户是高干子弟。 诚然,官僚腐败、贫富悬殊在任何国家发展变革时期都非常严重,这种代价可能是不得不付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民众对官僚腐败贫富悬殊忍耐程度的问题。适时的、及时的、制度上(而非仅仅行政手段上的)限制总是不可缺少的。总不能搞到社会矛盾激化得没有回旋余地吧。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现象的出现是由于专制的放松造成的。事实上,专制特权不受限制才是真正的原因。就象中国民众不愿长期勒紧裤腰带向共产主义过渡,而要求经济改革一样,他们也不愿长期忍受着无以复加的特权腐败向资本主义过渡,而要求政治改革。 三. 牺牲自由和公平的秩序 没有秩序便没有自由和公平,但是,有了秩序并不见得就有自由和公平。 从上节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公平和秩序的"自由"状况是迫切需要改变的。那么,中国的经济是否应该回到全权的计划体制中去呢?这是中共极左派的梦。全权的计划体制没有公平的保障,肆意侵犯和剥夺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是被中国人唾弃的。此处毋须再谈。 我们这里所谈论的秩序包含三个不同层面的意思。一个是指市场秩序,一个是指政府行政维持的经济秩序,再一个是指政治稳定。市场秩序讲的是依据公正的法律和自由竞争原则的秩序;经济秩序是讲政府制定的经济运作法规和政策有无权威、能否执行;政治稳定是讲政权内或社会上的个人或集团的行动是否影响了政权和社会的稳定。 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无疑使市场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确立。但是,从上节的分析可以看到,以自由竞争为原则的市场成分被没有限制的特权的腐败所侵蚀。 中共常常讲稳定压倒一切。也就是说,政治稳定居万事之首位,任何事情与其相左时,都必须为其让路。当然也包括自由和公平。中共以暴力维持政治稳定,践踏民众的政治自由权利是明摆着的事实。“六四”屠杀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现在仍然如此。 显然,中国的特权阶层是十分在乎政治稳定的。不容易看到的是,他们并不象在乎政治稳定那样在乎经济秩序。他们正是以用高压维持的政治稳定为背靠,有恃无恐地在混乱的、模模糊糊的经济秩序之下,迅速而大面积地用权力掠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的。 每遇经济危机,中共就治理整顿一番,或曰宏观调控。也就是用行政手段重新确立一下经济秩序。行政命令当然要由官僚来执行。因此,治理整顿最多只能使官商稍避风头,而遭受打击的常常是因改革的正面效益而成长起来的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如果说,这种治理整顿对特权阶层有什么影响的话,至多不过是稍稍挪后他们继续发财的时间表,但对许多靠工资过活的自由择业者却是以失业为代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面临着经济危机,老百姓也不希望治理整顿的原因。 1988年,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官倒腐败和分配不均,赵紫阳认为这主要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初期,大家不守规矩造成的,因而提出了“建立商品经济的新秩序”的口号,但也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而已,毫无实际效果。 “六四”后,李鹏主导了政治上高压、经济上紧缩的治理整顿。暂且不论大批最具自由意识的人士和在改革第一线上做出过贡献的人们被追捕被迫害,在经济上,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承包给农民的土地被上收,大批乡镇企业个体户被关停并转,中国自由机制发育最成熟的个体户和农村经济遭到破坏。 可悲的就是,在中国的现状下,想要有不牺牲自由和公平的秩序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市场经济远没有确立之前,无疑,许多经济活动需要政府的干预,没有民主政治的规范,使政府的许多措施能在民众的监督下执行,谁能保证这许多措施不为私人所劫夺而发生偏向,甚至与原意背道而驰呢? 以前,对于中共在追求经济发展高速度、把饼做的大一些的同时,实行一放一缩的政治经济政策,模糊不清的产权界定,政策口号式的经济法规,我们认为是改革过程中的权宜之计。不过,现在我们倒倾向于相信这就是中共特权阶层的既定政治目标：保持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垄断和维持社会安定。 四. 危及秩序的双重历史重负 中共当政四十四年,前二十九年的极左全权统治和后十五年的改革,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两笔交互作用的历史遗产。 二十九年的极左全权统治对中国社会心态的影响是深刻和深重的,至今还在起着作用。我们来看看其中的某些影响。 A1. 平均思想-扭曲的平等观 共产党用革命消灭了私有制,亦即马克思所说的不平等的经济基础。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灌输和实践,使“起点和终点皆须平等”的平均观念绝对道德化,而深入人心。 A2. 对财富的渴望以及对政局没有信心 几十年的穷过渡使中国人穷怕了、穷疯了,因此对财富的渴望是急切的。同时中共的统治历史使他们对政局没有信心,耽心政策随时会变。 A3. 缺少责任心 几十年的大锅饭制度使中国人普遍缺少责任心。 A4. 道德化神圣化了的革命观 共产党用革命夺取了政权,几十年灌输消灭地主、资本家,打土豪分田地杀富济贫,暴力除恶的革命思想,使革命道德化和神圣化了。 A5. 普遍的仇恨和对政府的不信任 几十年不断的政治运动、政治斗争,几乎殃及了每一个人。仇恨普遍存在,民众对政府不信任。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十五年改革的某些结果。 B1. 非公平竞争产生的巨大贫富悬殊 B2. 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民众有了一点社会活动空间,几乎每一个人都渴望有、也认为有更大的发财机会。 B3. 政府腐败公开化,独裁本质不改。民众对腐败和独裁的政府普遍不信任。 B4. 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有一定程度觉醒,社会利益开始分化,利益集团逐步形成。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多来自于理想,其他阶层多出于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考虑。民众,特别是活跃分子,对世界局势有一定的了解。 也许有人会认为,反对并企图限制贫富悬殊的努力,由于A1的缘故,可能会成为中共极左派恢复改革前的全权统治的借口。这种耽心不无道理。中共的极左派并不是没有尝试过这样的努力的。因支持“六四”屠杀而当上北京大学校长的吴树青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1989年11月17日)说,出现官倒腐败的原因是“同赵紫阳同志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忽视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的错误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这真是南辕北辙。从A2,B2和B4可以推测在中国恢复改革前的全权统治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于A2、A3、A5和b2的缘故,人们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使用更多的是掠夺性的,破坏性的,四处皆可看到恶性循环和恶性循环的契机,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 现在让我们在来看看A4+B3的可能结果。 我们举一个发生在本文作者之一的家乡的例子。下面是王兆军在他的文章“权力泛化与黑社会的兴起”(《中国之春》1992.9)中的描述: 1986年,山东苍山县农民收获了大约一亿公斤蒜苔。外地到苍山的客户很多。但是县政府各机关都想利用权力捞好处.工商行政管理所提高摊位收费标准,每笔交易都由他们过秤,借此收取大量的好处费。税务所也趁机提高税收定金。交通局对外地车辆严加盘查,简直是吹毛求疵没事找事,提高罚款数额,以便给本单位发奖金。公路段在路口和桥梁等处设立岗哨收过路费。苛捐杂税的大量增加,必然抬高了蒜苔收购成本,客户纷纷离开苍山。于是,大量蒜苔只好烂掉。群众对当局杀鸡取卵、赶走客户的行为非常气愤。他们聚集起来,要求县委县政府赔赏他们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人都吓得不敢出来。怒不可遏的群众将政府的办公大楼砸得稀巴烂。……农民说“我们这个地方,历史上就出马仔(就是土匪)。政府不讲理,我们还讲理吗?官逼民反,我们要是急了眼,就去当马仔.” 今年五、六月间发生在河南、四川等地的农民暴动都具有相似的原因和性质。如果中国各级政府现状不改变,类似的事件将会不断发生。 让我们更进一步地考虑,A1+A2+A3+A4+A5+B1+B2+B3=?
这危及秩序的双重历史重负! 这并不是一个数学公式,八个量(因素)加在一起必然等于(发生)个什么。这里也没有太多的价值判断。我们无非是试图说明某种可能性。也许有人会说又一次“狼来了”。当然,大家都不希望发生动乱(暴力革命和暴民政治,下同),但我们必须把这种可能性说的充分,只有大家都意识到它发生的可能性很大而又设法避免,才能使它发生的可能性变小。正如我们每次坐飞机,空中小姐都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安全预防措施,有时我们很不以为然。事实上,不管你是否意识到,空难发生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它一旦发生就是不可弥补的灾难。我们的良苦用心正如空中小姐一般。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同两类观点是不一致的。一类是,中国是不会动乱的,这样走下去就行了。另一类是,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民主就会动乱。我们认为中国动乱的可能性是不小的,唯一可能避免的办法就是民主化,亦即加大B4的量(因素)。对此,我们后面还有论述。 五. 现行体制已走到极限 虽然西方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就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到底应该有多大的职能范围进行了长期不休的争论,但是他们都同意这样的政府(或任何政府)对内至少应该具有以下三个功能: 第一.尽其所能保护社会的每一成员,使其不受其他成员不法的侵犯或压迫,亦即负起建立完整的公正的司法制度的责任。 第二.建立并维持公共工程和设施,也就是那些社会中的人都可以因其获益,而个人或少数人兴建和维持却无经济利益可图的工程和设施。 第三.协助发展个人和少数人能力所不能及、对整个社会又至关重要的基础产业。 在第二节谈论自由竞争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公正的法律"。事实上,公正的法律是一切自由的基础。然而,中国的现行体制却不能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提供公正的司法保证。暂且别论成文法律是否够用,更严重的问题是,立法程序和执法程序的公正性是现行体制无法保证的。从前几节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的市场经济就象一场球赛,裁判又是教练,又做球员上场比赛。这场球赛的公正性就无从谈起了。 从改革一开始,公共交通设施(长途和市内)就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叫了这么多年,其它基建投资规模持续膨胀,公共交通却是步履蹒跚。能源和原材料也一直是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什么这类产业的投资一直不足?中国这些年一直是靠外延扩大再生产来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就中国资源之匮乏,长期这样显然是不行的。长久以来,一直有人呼吁中国需要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路子,但投入科技发展的资金一直不足为济。......这些都再再说明,现行体制下的政权已经无法完成最起码的政府功能。 然而,就是这个政权,在腐败和践踏人权的作为上却具有超乎寻常的能力。从这里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到这个政权的 我们再回到这次的经济危机上来。非常清楚,这个危机不是偶然的,是规律性的,是在现行体制下推行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周期出现的。"雷厉风行"的"铁腕"朱容基发布宏观调控十六条,派出十个中央调查组,促调控政策尽快到位。过"热"的经济有所"降温"。那么以后怎么办呢?中央银行独立?现体制下独立得了吗?"市场化"还在"化","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还是走不出恶性循环。一两年再来一次,也许"饼"又做大了一些,但做饼的炉子随时都可能爆炸。 现行体制已经走到了极限。在其既定政治目标(见第三节末后)的格局中,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朱容基这些极端聪明能干的人已经把各种可能的方法都用尽了。 前不久江泽民曾说"深化改革才是解决改革开放问题的不二法门。"朱容基更进一步,说如果仍是抓速度、抓项目、抓投资规模、抓资金,还是过去老一套办法抓经济,不去触动一下旧体制,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不能持久的,不能摆脱几十年曾走过的那种恶性循环。他们俩说得都非常正确。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清楚地说明,改革往那里深化?如何深化?旧体制是指现行的政治体制吗?更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做到。 六.亡羊补牢:民主化势在必行 不赞同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应进行政治改革的人们往往是以台湾等四小龙的例子作为背景考虑的,也就是所谓的"新权威主义"的模式。事实上,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中国大陆开始搞改革时的背景条件和台湾开始经济现代化进程时的背景条件差异是相当大的。经济上,台湾的财产私有,财富资源不集中在政府手中。因腐败而刚刚丢掉政权的国民党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另外,即使在当时,台湾就有一定程度的舆论监督,更何况很快又开放了基层民选,一定程度的理性政治已经确立。如果说,台湾模式的经验有什么值得学的话,那么首先就是一定程度的政治压力(内部的和外部的)和监督,适时的、及时的、逐步的政治民主化的配合,对于经济改革的成功是必要的。对从产权公有制开始的改革尤为必要。以往在争论民主化是不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时,有人一下子就把民主化想象成完整的民主制度,如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周期性大选等,由此得出民主化不是必要条件的结论。事实上,民主化的关键也在"化"上,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适时地、及时地、逐步地建立监督、制衡、法治的机制。这是中国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所必需的。实际上,中国已经错过了许多实施民主化措施的良机。改革从一开始就进入了自由、秩序、公平失衡的摇摆中。再次拒绝以民主化为取向的政治改革将会继续延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甚至陷中国于动乱之中。 我们认为以下的民主化措施是目前必需的,而且已经具备实施的条件。 A. 各级人民代表真正民选。使橡皮图章硬起来。 B. 开放报禁。以A配合保障新闻法的实施。 C. 取消行业及利益集团的结社禁止。以A,B配合保障社团法的实施。 D. 村长、街道主任、乡级政府完全民选产生。 以上措施既是给中共的当权者提的,更是贡献给中国民众的。我们试图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近期目标提供一种建议。 良性循环的民主化进程需要当权者和民众双方的共同推动。其中,当权者顺应潮流和民意的智慧和胆略是至关重要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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