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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邓的经济改革的评价和邓后中国经济的预估 杨建利、邵剑平 讨论邓小平后的中国这个题目需要限定两个时间因素:一是从现在到邓小平去世这段时间有多久,以及这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是否有质的改变;另外就是,邓之后是指邓去世后的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还是指十年二十年甚至更远。我们认为人们所关心的是邓后短期内的局势,而正是短期内的局势才充满变数最难预测。历史的"大趋势"相对容易把握,"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由"大趋势"得来的结论,乐观的也好悲观的也罢,对短期内的事情常常缺乏具体的指导意义。而短期内的动荡或升平对人们福祉的影响往往是重大的,尤其是在拥满了十二亿人口的中国。在此我们做如下两个假定:邓后是指短期的,而且从现在到邓去世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没有质的变化。 我们先来讨论中国十五年的经济改革和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这是分析邓后的经济所无法避开的。 毛去世后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处在贫困线之下,连年的政治运动殃及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共产党的"声誉"落到了四九年以后的最低点。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经济改革围绕着两个贯穿始终的主线进行:一是老百姓要吃饱饭吃好饭,力争更多的经济自由甚至政治自由,二是中共的当权者设法使老百姓吃饱饭吃好饭并由此来坚固其合法性保护既得利益保住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地位。从这两条主线入手,我们就不难理解邓小平的改革思想,看清老百姓和中共当权者之间的统一和矛盾之处,也就不难理解这十五年的反反复复的历史。通俗的讲邓小平的思想就是"给你吃饱吃好不要乱说乱动",邓小平的的确确钟爱和持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因此无论是邓小平本人还是中国的改革都给人一种"狮身人面"的感觉。 值得指出的是,中共从来不否认垄断政治权力的思想和行为,过去是借意识形态的法统,宣称他们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来行使政治权力。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利益的差别和冲突愈见明显,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已基本被抛弃,所以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一党专政提供了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政治稳定环境,一旦引近民主制度便会天下大乱。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的实质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集权计划经济的一种反动,老百姓逐步拥有了财产和使用财产而致富的权利。而老百姓一旦获得追求财富的自由,其创造性便如火山爆发般地呈现出来促使经济高速发展,并使整个中国社会弥漫着浓厚的拜金主义气息。 人们不禁要问,过去十五年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百分之九的速度向前发展,是世界各国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应该说邓的政策是相当成功的。但在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准有相当大程度的提高的情况下,人民对政府不满情绪似乎并不比毛时代少,甚至出现了八九年"六四"时期的四九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这些是否是邓的改革思想实践的产物?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问邓的改革思想和十五年的改革到底给中国带来了那些根本变化,那些是不可逆转的那些是随着邓去而去的,换句话说,邓将给中国经济留下那些遗产。 经济逐步市场化的发展和对外开放事实上从根本上动摇了共产党原来经济上集中、政治上集权、意识形态上高压的全权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统治基础。 在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鼓励下,中共采取了以中央向地方放权,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和鼓励对外经济活动的主要措施,同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也迫使人们将所有的精力投向经济活动,同时邓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也确实在实际效果上提供了一个大致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也使其主要的改革措施能够贯彻下去,这些对改革开放的实施和经济发展都起了相当的作用。 概括地讲,这十五年邓时代产生了四个方面的积极变化。 一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相当大的提高,这和毛时代成显著的对比,这也是邓的权威使人们能认可的最主要原因,也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是中国经济的私有化程度大为提高。据中共统计,国民生产总值中一半以上已由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以外资有关的企业所生产。换言之,公有制的基石--国有企业,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萎缩。而人民拥有财产的自由也在相当的程度使他们摆脱了在原来的全权集中下对党、对国家的全面顺从和完全依赖。民间的社会和经济活动空间形成一定的规模并逐步扩大。 三是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瓦解,总体地方经济势力超过中央,形成和中央集权的抗衡力量,使得经济改革很难回转。 四是中国经济逐渐融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据统计,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从七八年的百分之十增长到九零年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中国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多地要根据外部经济环境依据国际法规和贯例来制定和实施,大大促进中国的市场化。 以上的变化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是不会随着邓走而走的。事实上这些变化已奠定了中国经济沿着市场化轨道发展的基础。这也是许多人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而乐观的根本原因。 然而,中国经济目前还远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完整的经济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和以公平竞争为秩序的市场经济。邓小平给中国经济留下的遗产的另一面可以用"没有法制一个腐败两个差距三个失衡"来概括。"零一二三"的问题的存在和继续发展可能成为邓之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严重不稳定、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没有法制的意思是很显然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活动基本上是无法律依据的运作。增大了经济政策的反复性。比如说,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就没有宪法或具体法律的保证,不稳定性依然存在。从几年来中共经济政策的发复性来看,中共的经济政策不仅取决于"人治",更可怕的是取决于"邓治",这是许多人对邓后经济悲观的根本原因。 一个腐败很明确是指中共官僚的全面腐败。在现今的中国权力全面商品化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财富基本上按权力分配。 两个差距指的两种严重的贫富差距。一个是官僚特权阶层和一般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另外一个就是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贫富差距。贫富差别的扩大呈现明显的结构化倾向。从纵向上来看,权力的大小持续地把财富多寡的差距拉大。从横向上看,由于沿海开放地区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及其它因素的差别,内地无法与沿海地区竞争,便采取第三世界国家采取的保护措施,使中国成为支离破碎的经济割据。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三个失衡。 一是中央财政的收支严重失衡,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收和支方面都有原因。自从中共放权,让地方采取财政包干的办法以来,经济发展的成果基本上落入地方的腰包,中央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中央收入的下降本身并不是坏事,因为中央的钱少了,办好事的条件少了,但办坏事,浪费财力的条件也少了,问题是中央的开支并没有相应下降,反而在增加中,尤其是官僚体系不断膨胀。补贴亏损的国营企业仍是中央财政的最大包袱,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与此相关的是通货膨胀的问题。中央财政随着赤字越来越大,除了大幅举债以外,只好向人民银行透支,而中国人民银行只好多印钞票。因此中国这几年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其结果便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财政巨额赤字及通货膨胀都与腐败分不开。银行贷款按权力关系决定,不受经济规律约束;大批国家资金被私人占用,由于产权不明,被迅速花费到消费领域;等等。 二是产业发展的失衡。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等工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些工业的投资大收效慢,私人不愿问津,另一方面,由于官僚腐败,政府正常应有的职能执行效果不彰,普遍的短期行为使政府发展这些产业的能力不足。 农民改革初期受益,政府后来的摊派打白条使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挫伤。由于没有所有权,农民对土地缺少归属感,他们只希望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把土地所有能提供的全部财富挖掘出来,然后弃下土地谋求更富裕的道路,而不愿将所获资金重新投回到土地上去,以提高土地的长期生产力。农业发展后劲不足。 三是智力资源的发展和物资资源的发展之间的失衡。中国的教育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政府和私人都不重视。现在常常听到人讲,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如果这个失衡不解决,那只不过是梦想而已。 最近中共公布进行深层的改革,如推行中央地方分税制,建立政策性发展银行,使现有银行的行为受市场的约束和取消外汇券,统一外汇交换市场。这些改革措施相当重要,其出发点或者是为了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如中央财政恶化的状况,或者为了建立市场化机制,如取消外汇券,无论其出发点如何,这些改革若能顺利实施,将对中国经济市场化,规范化起一定作用。 然而,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去十五年里所形成的周期性混乱问题,即改革措施出发--经济快速增长,过热,通货膨胀恶化--紧缩,停止改革--衰退,该周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并未真正建立起统一的、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以法律为规范的大市场。而且以放权为主要措施的改革使行政控制能力大为消弱,同时对经济的间接调控手段尚未建立。因此,经济的运行在两个极端--放任自流和紧急刹车之间摇摆。 具体而言,中央地方分税制参考了美国税制,以解决财政承包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弊端,如中央与地方反复不断的,随意性很大的讨价还价,导致各省分担不公,地方不愿意下工夫去征集税,导致中央的税收无保证和地方开支的失去控制。 分税制的实行将遭受各省,尤其是沿海发达省份的强烈抵制,因为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利益,但即使分税制能够顺利实行,使中央财政收入有显著提高,也不能解决中央财政的根本困难。因为中央财政的困难主要是开支难以控制,尤其是国营企业亏损补贴和行政开支膨胀,而且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倾向是收入提高一元,开支将随之增长一点五元,中央收支的增长,只好导致开支的进一步增长。比如说,现在中央财政没有钱,三峡工程不一定上得了马,中央财政手头一松,三峡工程就上去了。 对普遍的国营企业亏损,除了财政补贴和各种优惠政策之外,中国人民银行及所属各专业银行也一直对国营企业进行政策性贷款,这些贷款的经济效益极低,是一种隐藏式的财政补贴。这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一是银行体系或者减少对效益高的投资项目贷款,导致经济效益的下降和经济的资产组合恶化,二是危及一整个银行体系的作用和统一性,其后果委实可忧。 唯有设立开发性银行,使其承担起政策性贷款的任务(包括对亏损的国营企业的贷款),而使现在的专业性银行成为以投资效益为导向的银行,这也许能减少政策性贷款对整个银行体系的潜在危险,但并没有消除问题的根源--银行不必为自己的亏损负责任和国营企业的亏损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邓后的经济走向。 从政府的这个方面说,十五年的改革基本上是依靠邓小平的权威来推展。一方面,改革动摇了中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民众生活水平因改革逐步提高,普遍存在着渴望增长财富而同时怕乱的心理,特别是邓小平"南巡"后的最近两年,社会中的大部分活跃分子通过政治途径之外的富有吸引力的方式(经商)来达到提高生活水平或为未来的变局奠定基础的目的,因此,虽然中共统治的基础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它执政的现实尚未受到激烈的正面挑战。近来两年中国就在这样一个平衡点上运转。十分重要的是平衡是邓小平权威之下的暂时平衡。这种平衡会随着邓小平的去世而打破。这是邓后短期内的最重要特点。 概括的讲,邓后短期内的政治经济也有两条主线：争夺统治的合法性和经济利益的保护或再分配。争夺统治的合法性包括两个层次：共产党内的个人或派系争夺领导地位以及共产党稳住统治地位。上面所说的平衡点的打破增加了政局的不确定性,这就引发出第二条主线,已拥有相当数量财产(特别是那些用权力换取的财产)的人关心如何保护这些财产会超过关心如何使用这些财产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至少政局不确定的期间内关心前者不会少于后者。大量产权不明的财产将会引起较前更为激烈的争夺战。而处于财富两极分化的另一端的众多的老百姓,在这一过程中将会较前更关注财富的公平分配。如果说在邓的时期,一般民众注重增长社会的总财富超过财富的公平分配的话,那么邓后他们将会更多的关注后者,至少不会少于前者。因此,民众将会较邓时期要求更多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以尽可能的保证利益再分配的公平性。邓后的经济基本上依赖于这两个主线的交互作用和结果。 不管怎么样邓去世后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将会使至少较短期内投资意愿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因而至少会在较短时间内下降。如果争夺权力的斗争波及面很大并带来一定的社会动乱,各种政治矛盾都会发映出来,各种政治势力也都会卷进权力斗争中去,这种政局不稳和未来的的不确定性会使在中国的投资大幅度减少,为了保护财产,大量资金会外流,非但现有的经济问题解决不了,而且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许多。权力斗争的波及面越大拖延的时间越长,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作用就越大。 现在我们假定权力斗争暂告一个段落,一部分人暂时获得了权力(在此假定邓后短期内执政的仍是中共),我们根据当权者对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不同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措施来分析以下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当权者代表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利益,面对着现存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采取较强硬的抑制经济改革和政治高压的措施。地方势力由于缺少了象邓这样的权威的支持,以前所获得的权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回收,各种社会矛盾被政治高压控制。换言之,政府实行类似于"六四"后的政治经济政策,将给经济增长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由于上面所说的十五年改革的正面结果,这样的政策将受到地方势力和民间经济力量的抵抗,中央政府将很快失去足够的政治支持,除非它采取更加强硬的高压政策暂时维持统治(其后果很可能是激烈的政治冲突,灾难性不言而喻),它必然滑向采取继续邓小平路线的政策,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种可能的当权者一开始就采取的政策。 第二种可能,当权者继续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市场经济在无法律保障、不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运行,当权者没有意愿从政治上解决不公平竞争的问题。经济将维持一段时间的高速度发展,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长,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和社会矛盾将会越来越尖锐地表现出来。 人们会越来越关注官僚腐败和经济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并以要求更多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方式表现出来。拖延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只会引起民众更广泛的不满聚积更深刻的社会矛盾,酿成更难收拾的烂摊子。 财政赤字的问题由于国有企业的亏损和税收不利而无法解决。巨大的财政收支不平衡使得政府几乎不可能提供一个相当水准的社会保障使得国有企业私有化带来的失业问题不会导致社会的动荡。由于政府官员的腐败,任何本来也许可行的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措施也会因为民众对政府不信任无信心而无法实施。上面所谈的现在经济存在的问题中的通货膨胀、农民等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也会增加社会动荡的因素。 沿着这条路线地方经济势力继续得到扩张。虽然地方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对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强有力的制衡,使经济改革不会倒退太多,但是长期无法律(或宪法)规范的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会使地方贸易主义盛行,使中国失去大的统一市场的竞争优势,迟早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概言之,邓小平改革路线的继续虽然可以在一定的时期维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但是无规则、不公平的竞争不会很久就会使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暴发出来,给中国经济的发展的打击将是巨大的。 第三种可能,无论是出于获得统治合法性的目的还是出于民主化的本意,当权者在注重社会总财富增长的同时,着手从制度上解决官僚腐败和经济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比如恢复或加强人民代表大会本应有的职能,开放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的公开公平选举,使经济活动法规化成为可能,使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有法律(宪法)的依据;及时引进监督机制,使民众及利益集团参政有初步的渠道,缓解和吸收社会矛盾。也许许多结构性的经济问题不能直接用政治改革的方法解决,但是及时的引进民主的机制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提供经济赖以长期稳定平衡发展的良好政治环境,政府也可以利用因此而得来的权威、民众的信任和信心较有力地推进进一步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也许有人会说,官僚腐败和分配不公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时期必须付的代价,强硬的限制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是这里有一个程度的问题,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混乱。中国现在官僚腐败和分配不公的程度已远远超过四小龙经济起飞时的程度,而且,政府的腐败和不民主正是民众对政府没有信心的根源,而对政府没信心正是大家分抢社会主义大饼的以及其他短期行为的原因,而这些正是造成各种失衡问题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失衡问题迟早要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梦想不能实现。也许有人会拿苏联东欧的例子来证明民主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中国的市场化机制已经发育到了一定的程度,而它们是缺少这样的条件的。而以中国现实的条件和状况,逐步民主化措施的及时跟进、保障真正的自由竞争是经济稳定持续平衡发展的根本。 第一种可能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第二种可能发生的概率最大。第三种可能是我们最想要的。但愿这篇文章会增加第三种可能发生的概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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