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去在猫的脖子上挂上铃铛杨建利 记著有一个关于一只猫和一群老鼠的童话故事。故事里讲到老鼠们确信，倘若在猫的脖子上挂上一个铃铛，它们便可清楚地注意到猫的动向，那么大家的生命将会比以往安全许多，日子也因此比以前好过。然而，由于它们始终没有解决“谁去给猫挂铃铛的问题”，猫咬死老鼠的事情和以往一样经常，老鼠们继续在惶恐不安中度日。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痛诉斯大林的罪行。据说，他激烈的演讲刚刚结束，有一位代表在台下大叫：“赫鲁晓夫同志，当年你做什么去了？”赫鲁晓夫马上厉声地问道：“刚才喊话的是谁？请你站起来！”台下一片沉默，再也不敢有任何动静。赫鲁晓夫接著说：“我当年做的和你们现在做的是一样的。”
世界上所有的反抗专制的事业，包括当今中国的民主运动，开始都要面临这样的困境：──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集体行动困境”──维持现状对群体中的每一个都是痛苦的，个(少数)人单独试图改变现状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虽然超过一定数量的人参加的“集体行动”，将以很小的代价改变现状使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受益，但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行动，自己不付任何代价而受益，同时因为害怕别人具有和自己一样的希望，而不愿或不敢单独行动。于是问题陷入无解的困境。不愿 (单独、首先)反抗，往往不是因为专制可以给不反抗者多少好处，而常常是因为专制给反抗者制造太惨痛的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因此，践踏人权是专制著制造代价吓阻反抗的通用手段。“黑名单”拒反对者于国门之外便是其具体手段之一。
反抗专制的民主运动必须首先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才可能取得成功。事实上，先行者的数量越大，做出的牺牲越大，后来者所付出的代价往往就越低，最后突破临界点，走出困境。“四十九人黑名单”的事情使我想起那些付出比我们不知高多少倍代价的民主运动的先驱们，他们在“猫”的脖子上挂上的铃铛，使专制者不再能秘密地施行暴行，使我们所付出的代价降低，使“黑名单”成为光荣榜。于是我把“黑名单”看作是先行者，先烈们对我们的征召，征召我们做更大的努力，更多的奉献，更有效地工作，使后来者的代价再降低，突破临界点，让“黑名单”在中国大陆永远成为历史。
(中共“四十九人黑名单”曝光，发现自己也在其中，作此短文以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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