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林顿访问中国谈起杨建利 一九八九年“六四”后,统治了国际关系半个世纪之久的自由民主制度同共产极权制度的恐怖平衡---- 冷战----迅速结束,九年来,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两股历史潮流激荡著全球,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肤色人种的地区掀开了历史的新页。然而,引发了这一波民主自由潮流的中国学生和民众却依然生活在世界反民主反自由的最大堡垒之中。 也许没有人会怀疑中国最终会走向民主,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主化的过程要多长,中国人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渴望并追求自由的人从来就是急切的,这自然要和坚持专制统治并在其庇荫下疯狂攫取国富民财的中国的大小苏哈托们产生激烈的矛盾。回顾印尼的历史,人们会惊奇于,苏哈托的专制腐败政权为什么可以坚持这么久,苏哈托早一日下台早一日民主化,印尼人民不就少付一分代价吗?中国没有两样,中共迟迟不为民主在中国放行,中国人民要付的代价就越积越大。 渴望并追求自由的中国人自然也和为了自己短期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而姑息中共专制政权的西方政客和商人产生利益上的冲突,因而,在如何看待中共的性质,中国的真实现状和民主化战略和进程等诸多问题上引发认知上的差异。我从来不认为,中国应该或者能够被世界孤立起来,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经贸全球战略时代,解决各种冲突争端的主流方法由对抗变为对话。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话不对话,而在于如何对话。倘若以民主自由人权为立国原则并以全球民主化为其战略目的的美国之总统在与中共政权对话中,只是把人权当作一个装饰品的话,世界人民所得到印象将是,美国是可以为眼前的利益牺牲立国原则的,这对美国的伤害将是巨大的。可悲的事实是,克林顿政府变来变去的对华政策已经造成了这种印象,中共政权和它玩这种虚伪的游戏的技术也越来越娴熟。 常有人讲,中共二十年来已经有了许多进步,不要再刺激它,让它慢慢进步,不然就会适得其反,对于进步需要作全面的分析,不是简单“进步”两个字可以了得的。如果要以中共进步与否来决定下一步推动中国民主化的策略的话,那么一定要看一看所谓的进步是如何发生的。倘若独裁者的进步是由于民主力量,其中包括西方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对其如息“友善”而换来的,我将举朋手赞成对中共独裁者继续“友善”下去。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独裁者的任何微小的进步,都是民主力量不断努力不断“刺激”不断施加压力的结果,这是专制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讲了二百年,人们,特别是民主理论烂熟的西方政客和学者,不应该糊涂至此,用“友善”对待中共坐等 中国的民主化吧。 克林顿是否应该踏上中共为其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地毯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天安门广场不仅是中国的专制者屠戳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的象征,而且是制造谎言掩盖罪恶的象征,如果克林顿只是踏上铺在广场上和九年前流的血一样颜色的红地毯上和中共领导人握手言欢,而对六四烈士、民主自由人权不作任何表示的话,他事实上是在帮著中共掩盖罪恶。另一方面,天安门广场也是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象征,中国的民主女神像就曾经在这里立起来过。因此,克林顿在天安门广场挥洒的空间是很大的。以克林顿的聪明,他该知道如何为如何说才是正确的选择,除非他心里真的有鬼。 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诺斯 (NORTH) 曾经说过,许多第三世界的独裁者都是拿“发展作人质”,中共政权就是这样。它象劫机犯一样劫持了中国人民,用此来抵御来自各方的制裁。中国还挟北韩巴基斯坦而自重,向自由世界进行论诈。由于美国和中共的“战略伙伴关系”,使得专制极权制度同民主自由制度在亚洲的恐怖平衡并未真正打破。无疑,这都给真心推动中国民主化人们制造了巨大的难题。中国的民主化自然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要形成自己的成熟的民主力量,其中包括自由中国台湾的民众和政府,民主特区香港的民主派。在困境中,稳稳站住道义资源,启发中国民众的道义良心。同时,利用西方民主的多元化,突破绥靖主义的重重障碍,寻求国际上真正的支持力量。克林顿和江泽民果真一道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这的确会给中国民主化带来困境,毕竟他们都是握有重权的人,但是,我们坚信,民主自由的历史潮流不会因此停止前进。 一九九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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