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民主运动

杨建利

二00一年六月四日

田舒：今天是“六四”十二周年纪念日，是悼念和思考的日子。大家对中国的现状和前景都很关心，一般也认为中国民主运动与中国的前途紧密关联，自然对中国民运这个政治力量对中国各类问题的看法十分关注。杨建利先生，我今天有一些特别的问题想请教您。

杨建利：谢谢您的采访。我六月二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主持了“六四纪念国是讨论会”后，急忙返美，本来就是要赶著参加三日在哈佛大学举行的波士顿地区的 “六四” 纪念晚会，但是由于飞机晚点，没能赶上。因此，我心里一直感到不安。首先，我想和贵台的听众一起悼念“六四”烈士，还有执行屠杀任务时死去的士兵，他们也是中共专制政权可怜的牺牲品。纪念“六四”大屠杀可以帮助我们恢复我们中国人缺少的人性敏感，简单的讲，人性敏感的人看到人性受到残害就痛苦不已，就不堪忍受。许多年来，有些人认为可以用经济开放的方式解除类似悲剧的发生，邓小平“南迅”近十年来，中共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杀戮。越来越多的人清醒了，根本上杜绝类似悲剧发生的最重要方式是首先解决中共专制政权的问题。

田舒：您八九年以前就开始民运工作，一直非常活跃，最近几年在您的文章和演讲中经常出现宪政民主运动的字眼，能否请您谈谈它的内涵？

杨建利：宪政民主运动就是首先树立较清晰的大的宪政目标，其中包括国家范围、国家结构和政体，推动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群体，包括族群和地区群体，参与共同建造、实现此大的宪政目标的运动，它是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地讲，中国民主运动由三部分组成：向后看的运动，压力运动和往前看的运动。向后看的运动，是指从历史上看中共革命的反动以及用事实揭露中共专制统治的本质；压力运动是指运用国内、国外的各种杠杆迫使中共当局开始根本的政治改革，或自下而上结束一党专政；向前看的运动就是宪政民主运动。上面的分类完全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其实三部分运动是互相紧密关联的，这样说法只是为了强调不同的侧重面。

田舒：您刚才两次讲到大的宪政目标，“大的” 是指什么意思？

杨建利：大的宪政目标是指几条概括性的宪政原则，比如说联邦制，而不包括具体的细节，比如说议员任期等。我主要想强调，未来的宪政民主几乎所有具体制度安排，甚至包括某些大的宪政原则，都需要一个各政治力量和派别，各利益、民族和地区群体都参与的宪政过程来建造和实现。最后实现的宪政安排基本上是不同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妥协的结果。从学者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结果常常不是最好的安排，但是这个宪政过程是不能省略的。比如说，其实任何一位训练有素的宪政学学者关起门来，认真工作一段时间都能撰写出一部很好的宪法，一个人写的东西还很可能是逻辑矛盾最少的，但是这样的不经过宪政过程的宪法大家是不会珍惜的，是没有公信力的，因此，也就无从实行。打个比方，宪政民主这个孩子必须大家一起来生，最后生出的孩子是大家的，大家才会珍惜、爱护、保护和信任它。宪政民主运动就是要推动实现宪政民主的宪政过程。

田舒：您开始说宪政民主运动是要首先树立一些大的宪政目标，然后推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您刚才又说，有些宪政原则恐怕也会通过宪政过程树立，很可能是各种利益妥协的结果，似乎有些矛盾，对吗？

杨建利：看起来有点矛盾，其实不然。树立大的宪政目标是为了启动这样的宪政过程，这个宪政过程总要有一部分人或政治力量开始吧！在现在的中国掌握执政权的中共实行的是有宪法无宪政的专制体制，由于利益的捆绑，中共至今没有明确提出宪政民主的目标，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民主力量责无旁贷地应该成为实现宪政民主的过程的启动者。开始也许就是一些有关宪政目标的论述和讨论，紧接著就是传播，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和讨论，随著政治变革的起动，宪政过程必然起动。由于宪政过程是政治冲突、协商和妥协的过程，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很可能使得某些开始设定的宪政目标不能实现或被修动。比如说，民族以及地区的关系，各利益群体的代表比例等可能都是政治冲突、协商和妥协的结果。但是有些原则是必须实现的，比如说各级政府由民主选举产生，各类人权得到保障等。

田舒：许多中国老百姓对中国民主运动的目标不甚清楚，甚至怕民主化带来国家解体，按您所说，宪政民主运动是向前看的运动，它是否会帮助增强民众对民主化的信心？

杨建利：非常对！树立一些宪政民主目标为民众思考讨论甚至参与选择提供蓝本也是宪政民主运动的重要部分。我们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提出“带有邦联性质的联邦制” 的宪政民主构想，引起海峡两岸(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 和各民族广泛参与的讨论，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我们相信“民主而不分裂，统一而不极权” 的目标是符合中国民众的愿望的。这样的目标无疑会增强民众对民主化的信心。

田舒：今天是六四，您还有什么特别要告诉我们的听众？

杨建利：中国越早全面开启宪政过程越好。全面开启宪政过程有待大的政治环境的改变，而“六四” 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重要突破口。希望我们大家继续给中共当局施加压力使其让步，或创造条件让“六四” 成为党内权力斗争的一张牌，使“六四” 问题早日解决，改变大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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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