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低谷中走出来

杨建利

美国旧金山湾区大同盟于本年元月五日举行第八届年会，邀请民主中国阵线分部主席杨建利先生专题演讲，题为“从低谷中走出来”，叙述在海外之大陆民运的回顾、困境与展望，内容详实，言词诚恳，颇具可读及参考性，极受佳评。特将演讲全文刊出，以供参阅。

杨建利先生，山东苍山人，现年二十二岁，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博士候选人，年青有为，以在学学生而投身于海外之大陆民运，读其演说全文，深感其发展潜力，令人钦佩。

感谢大同盟给我这个宝贵机会，在各位先辈和朋友面前谈谈我从事民运工作以来的一点感想，期待着大家的指导，湾区支持革命是有传统的，早年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得到湾区华裔最强有力的支持。而现在湾区又是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大本营，我们衷心感激以在坐的各位为代表的湾区华侨对民运的鼎力支持，我真切地感觉到血浓于水的感情。

1.从台湾回来后，对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我充满信心，常常听到这样的言论，中国的文化里面没有民主的元素，中国人建立不起来民主的制度，等等。然而，我在台湾看到了中国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虽然，现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但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我坚信中国人同样能在全中国建立起民主制度。

2.台湾的繁荣和富强对全中国的前途的意义是我们今天难以估量的，民运人士应该关心台湾的发展。

3.大陆来的民运人士有必要学习研究三民主义和介绍台湾经验。

4.中国的统一和大陆的民主化石不可分开的，是互动的过程，大陆的民主化是其关键。

5.国民党应该也能够对大陆问题有所作为。

现在我转过来谈民运。题目是：从低谷中走出来。

一、“六四”后民运回顾

“六四”屠杀后，大规模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在大陆上销声匿迹，零星的抗争也被迫转入地下，相反地，八九民运的部分领袖和骨干逃至海外，与海外原有的民主力量及新民运分子相结合，掀起海外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潮。

一年半以来，民运队伍迅速壮大成长，就拿我们民阵来说，从无到有，现在已有成员两千多名，其中包括流亡人士、留学生华侨，还有一些外国朋友。从地域上讲，在美洲、欧洲、澳门、日本等亚太地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发展了组织，粗略地估计，民阵、民联和自由民主党三个最大民运组织成员总数已接近五千人，没有加入组织，但积极参与和支持的更不计其数，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民主运动已成为海外华人广泛参与和关心的一项事业。

各民运团体的成员到各地演讲，以各种方式举办“六四”纪念活动，揭露中共，游说各国政府对中共行使政治和经济制裁，引起海外各界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和关心。

为突破中共新闻封锁，我们和中共打起了信息战，通过电台、传真、邮寄和带入报纸杂志、民运歌曲录音带及其它各种宣传材料，不断地把海外的信息传入大陆，揭露中共四十年统治践踏人权的暴行，鼓吹民主自由。

一年多来，民运调动了各国的智力资源，在研究民运策略及建设民主中国做了大量尝试，民阵、民联及东欧的民运团体一起主办了颇有影响的东柏林会议。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美国举办了数场不同题目的研讨会，北加州民运服务中心举办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研讨会，民运基层组织在当地举办的小型研讨会更不计其数，研究成果通过中国之春、民主中国、自由论坛等民运刊物及其它出版形式不断发表出来。

有大批普通民运人士不拿薪水，最节俭地使用资金，默默无闻辛勤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仅举两个我熟悉的例子，我们民阵美国分部举报中心的几位朋友，定期往大陆发信，自中心成立起至今，已寄出近万封信，而且已经收到大陆的回信，并和回信者建立了工作关系，唐惠民先生担任主任的民阵美国分部救援工作委员会一年多来，救助了二十多名大陆同胞，帮他们获得政治庇护并安顿其生活，他们包括流亡民运人士、留学生和投奔自由的中共派美工作的干部及访问团人员。

所有上述工作都给中共造成了强大压力，共产党不断地骂我们，不断地与有关外国政府抗议，都说明我们做了事情，而且做得很有效，中共几次释放被捕民运人士，包括这次宣布将从宽处理王军涛等被捕民运人士不能说和我们所造成的压力无关，虽然中共只是一种表演，如因他每天都不得不这样表演的话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所有这些成绩都和八九民运、特别是“六四”烈士对全世界的教育和鼓舞分不开，和许许多多海外华人，台湾、香港同胞的真诚自持分不开，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多来，相当多民运人士牺牲了工作、学业，有的甚至牺牲了家庭，放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辛勤为民运工作，但他们从来未上过报纸，从来都是默默无闻，他们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脊梁。

一年多来的民运工作也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出现了一些失误，受到了许多批评，受当时轰轰烈烈形式的影响，总体来讲，短期表面化的工作比例偏大，长期扎实的比例偏小，同时组织繁多议论杂乱，缺少团结感，具体表现为：

1.大陆工作开展不力，没做好。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我们的工作都是为大陆而做，我这里是指具体的渗透到大陆的工作，特别是与大陆民众的联络，应该说大家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各自做了一些工作，但没有把这项工作系统化，组织化，投入的资金也很少。

2.资金使用不合理。

目前，甚至今后一段时间我们民运组织都以捐款作为主要收入，而过去的一年半特别是最容易得到捐助的。但我们特别是上层没注意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资金使用出现了部分浪费，经费分配常常旱的干死涝的淹死，基层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运作，资金使用方面没有树立良好的公信力，令人痛心。

3.关心大陆民众的心态、生活、政治诉求太少，过分注意和依赖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

每当我们谈起大陆的现状，常常集中在中共的派别斗争上，很少关心大陆民众怎么想，政治诉求是什么，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地假定我们是大陆民众的众望所归，事实上真是这样吗？过分注意依赖中共内部派别斗争，使我们的策略受到许多怀疑和批评。

4.组织联合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回顾起来，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我们错失了“六四”给海外民运组织造成的大联合的良机，后来组织再增多，又未能精诚合作，几次联合的尝试，都因方法和现实条件不搭配，而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造成上述几项失误和缺憾的原因是众多的，拿民阵来说，当时几位明星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大家习惯的依从他个人的作用，因此组织运行规则不健全不严密，大陆工作难以开展，资金使用难免不走偏差，“六四”后海外民运的轰轰烈烈，特别是东欧苏联相续放弃了一党专政，使大家情绪乐观，总以为共产党很快就要垮台，因此短期行为较多，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不足，甚至出现了“时时注意中国的戈巴契夫在那里”的投机心理。

在此，我想对造成民运组织多，又联合一起来的原因多费些口舌，因为这个问题受到社会上的特别的关注。

1.大陆的民运人士深受中共独裁，一元化之苦造成了强烈的反叛心理，而所处的海外的多元社会，正好适合这一心态，因此大家不愿意统一在一面旗帜之下，哪怕对一个非本质观点的不认同，也不愿意同开一个炉灶。

2.共产党文化影响太深，斗争性强，包容性差，内部矛盾不容易调和遂起另开炉灶之念。

3.民运产生了很多领袖人物，也创造了一些饭碗，一旦合并梁山泊英雄就要重新排座次，而且某些人将要丢掉饭碗，因此，联合在上层受到阻力较大。

希望大家能充分理解和谅解现实的困难，民运起步不久，各方面尚不成熟，孙中山先生当年也面临类似的难题，从兴中会经过十一年时间联合其它的很多组织，才成立了同盟军，同样地，我们也需要一个过程。一年来民运的缺失充分说明了民运人士经验不足，素质有待提高，的确，我们决大多数干部，包括主要领袖们，领导这样政治性的，内部又讲民主的组织还是第一次，我们都在学习，我们也都肯学习，希望大家给予谅解，并帮助我们成长。

下面我来谈谈民运的困境。

二、民运的困境

民运现在面临着相当多的困境，主要的有；

1.在大陆活动空间窄小，面临无限的危险。

“六四”以后，共产党确实更进一步地失掉民心，然而共产党四十多年代统治，在中国大陆制造了一个庞大顽固的利益集团，他们把持着各层政治、军事、经济的权力，中共的任何运动从来就没有损失过他们的利益，包括十年改革，而每一次可能的具体进步意义的变革都是受到他们的阻挠和破坏而遭致流产。之所以有“六四”的血腥镇压，中共并不是为了保卫一个什么共产主义理解，或维持一个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是保卫这个集团利益。这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邓小平“六四”后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十分清楚：如果不镇压，我将没有退路，在任何情况下，这个统治利益集团都会利用他们手中德国家机器，维护他们的统治，保卫他们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大陆民众普遍的心态是“国家事管他娘”，是一种淡漠，并不像有些人描述“烈火干柴”的状况，造成这种淡漠有两种原因：其一，是对共产党执政的失望，他们清楚的意识到共产党不可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不可能使国家富强；再则，就是找不到新的希望，他们对民主运动一方面了解太少，另一方面，即使了解一些，对民运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民主力量取代共产党后能否管理好国家还没有建立起信心。

上述的分析至少说明了三点：第一、我们在大陆空间狭小；第二、民主运动是一项长期艰苦的事业，第三、如果我们得不到大陆民众的支持，即使中共内部的分裂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我们也将失掉，因此，我们若争取大陆民众，与大陆民主力量建立联系上下苦功夫，我们将在大陆失去支撑点。

2.社会的关心减少，造成资源匮乏。

“六四”后，出於对中共的习惯，几乎所有的留学生，华侨都参加或支持了当时的运动，时间一久，大家面临着上学、工作、安身立命等现实问题，对民运的参与和支持逐渐减少，使得民运财力、人力、资源匮乏，十分艰难。

3.组织繁多，不精诚合作，争夺资源，使资源显得更加匮乏。

4.各国政府出於各自的利益与中共恢复关系，新闻界的注意力也放在其它新发生的事件上，国际社会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对民运的支持逐渐减少。

5.中共对海外民运采取不理睬的政策，海外民运与中共交不上手，打空拳，收效不显著，使部分民运人士及支持者产生失望和悲观情绪。

不可否认，上述几个方面的困境，已表明海外民运已从“六四”后的高潮走进了低谷，如何从低谷中走出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三、从低谷中走出来。

民运的低潮给我们调整组织，提高素质，做长期工作准备，提供了条件， 我认为我们的总方针应该是先立后破，以立带破。

具体的工作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民运组织的内部工作。

1.开展学习运动，提高自身素质，树立道德形象。在民运队伍中提倡学习风气，提高民运人士个人素质及整体水平，树立道德形象。

2.加强研究工作，拓广研究层面。加强研究工作是指把这项工作组织化，系统化，减少重复劳动。研究内容应包括：

a民运理论。b民运具体行动方法论。c建国方略，特别要注意三民主义的研究。这项工作在大陆没有条件做，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这是自己立起来、争取民众信心和信任的重要环节。

3.培训民运骨干。民运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均需要大批=具有水准的坚定的行动家，我们应该利用低潮期及海外的良好条件，有计划的培训民运骨干。

4.为民运组织的大联合积极创造条件，变水到渠成为挖渠引水。也许大联合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如果不主动改善环境，有意识的往好的方向上引导，我们很可能再次失去机会，从现实出发我们必须知难行易，初步考虑现在可采取下面三个措施：

a创造共事的机会，从共事达到共识。北加州民运组织开风气之先，美月一次的圆桌会议不仅使这个地区的各民运团体坐到了一起，而且使大家能够共同开展民运活动，树立了好的榜样。b避开了上层“座次”、“饭碗”问题，在基层建立联合支部，在美国我们以及有两个民阵与民联的联合支部。c各组织有影响的人物参选其他组织的领导职务，破除门户之见。钱达先生竞选并当选民阵监事会主席，以及徐邦泰先生竞选民阵副主席对促成联合意义非常大。

5.“大共产”运动，这里我套用了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一句老话。

现在民运组织都是靠捐款维持，一个组织要想长期稳定的发展，必须有自己较固定的经费来源，这方面，各组织及个人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尝试，然而，应该说还没有找到一条成熟的道路，我们需要组织探索，我们不仅需要变依靠捐款为自立，而且要为回大陆从事民运工作准备资金。

上述几项工作是立等过程，是自身建设的过程。

另外一部分是“外部”工作，其中包括：

1.与大陆现存的民主力量建立紧密联系，具体的做法有：

a提供经费援助，包括他们及其家属的生活，北加州的民运组织正积极筹募资金进行这项工作。

b有计划地派回民运人士增强在大陆的力量。

c提供研究结果、建议和信息。

2.积极争取大陆民众，具体做法有：

a揭露中共的罪和本质，传播人权、民主思想。

b举起爱国主义的大旗。爱国主义的思想仍然是中国的主流思想，中共常常利用此来欺骗民众，我们却避而远之，我们需要调整，把民主思想和爱国主义结合一起进行宣传鼓动。

c把我们在建国方略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台湾经验传回大陆，让民众看到未来的希望。让老百姓看到民主力量的希望，这不仅可以加速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过程，而且可以在共产党倒台后避免混乱或更深重的灾难。

3.积极争取留学生和华侨的支持。

用我们的民主思想、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感染和吸引留学生华侨。同时，还要为他们的切身利益着想，比如说，利用民运人士在社会上广泛活动而建立的社会关系，为留学生就业提供赞助；积极支持帮助华侨在所在地区参政等等。

4.以人权问题为突破点，继续游说各国政府，不断给中共制造压力和麻烦。

做到了上述几点，便做到了民阵主席万润南先生所说的国内有根、海外有势。

形势逼迫我们保持清晰，甘于寂寞，做长期扎实的工作，可以断言，假如能从低谷中跋涉出来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我们将从此成为成熟的民主力量。

四、充满信心

中国现实的基本矛盾是，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与中共现行制度、现行政策及执行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中共一方面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另一方面又想缓和解决社会的危机和矛盾，但两者是根本不相容的，无论中共变换什么花样，内部的路线斗争是改革派获胜，还是保守派占上风，只要他们不放弃一党专政，不开放自由经济，它都不但不能解决、而且必将激化中国的基本政治矛盾和恶化中国的经济困境。最终将被人民彻底抛弃，共产党和共产制度被赶下历史舞台，未来中国走向民主化的大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虽然大陆民众的人心还没有完全转向民主力量，但是，我们站在理人民的一边，站在了人性的一边，我们顺应了世界的潮流，我们顺应的是人类自由、平等、和平、 博爱的根本愿望，在我们的努力下，越来越多动民众会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民主的大业，各位朋友，我们共同的努力正在改变着中国，最后，我用两句话结束我的发言，第一句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另一句话是我自己编的“革命必定成功，同志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