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立场与主张
——致中国共产党和北京政府的公开信

杨建利

(一)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正规军队武力镇压下，发生在中国北京的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失败后，世界局势发生了一系列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其中，除罗马尼亚外，其他东欧国家都按照人民的意愿，已经和正在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进行了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但是，在中国大陆，政治多元化与民主化的历史潮流却始终受到阻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实行意识形态专政，并采取了种种办法，希望人们最终忘却“六四”悲剧。然而，“六四”悲剧，是不可能从国际社会的舆论中，特别是从全体中国人民的心中消失，磨灭或淡忘的。恰恰相反，国际社会，海外中国人民坚信，中国政府对八九民运作出正确评价，六四悲剧所遗留问题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这天来到的早与缓，不仅会影响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最终会影响中国共产党和现政府的去存。“六四”事件已经成为中国走向发展、进步和变革的风向标，也是不可能超越的严峻现实。否则，中国的政治就在事实上成为一种僵局。现在已经到了承认这种政治僵局，思考如何打破这种政治僵局的时刻了。

(二)

两年以来，中国政府有了较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中国大陆之内，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大陆之外。

第一，中国的海外民主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发扬了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所追求的自由、民主、人权的精神，并坚持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现在，中国的海外民主运动，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动生活学习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学者、华人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理念在中国大陆内部的影响力也正在逐渐扩大。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也得到了日益增多的国际社会组织以及政府的赞赏与帮助。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海外民主运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与未来中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中国的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正在迅速的调整与变化。近几个月来，台湾方面提出的“国统纲领”停止实行“战时动乱法”，以及海峡两岸经济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都展现出了中国大陆与台湾民主统一的光明前景。只要海峡两岸的两个政治实体朝着良性的互动关系发展，都会有效的影响中国的政治格局。

第三，香港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过渡时期，在一九九七年以前，香港社会自身的民主化建设会有相当的发展，香港人民的各种民主组织会进一步成长壮大。香港的民主制度的确立，不仅会为保护香港人民的利益提供基础，而且会对整个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第四，西藏人权运动已构成全球性的影响力，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以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的西藏流亡运动，其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知和支持。可以断言，西藏人民的人权运动，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关系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

除了上述四点之外，中国大陆内部的反动力量，甚至地下政治反对力量也在艰苦的成长之中。他们在中国未来政治制度变革中的潜在的作用是可以预见的。

总之，现阶段中国除了在经济上必须面对发展问题、改革与开放问题之外，在政治上面对的则是一系列新的历史课题，包括人权问题、民主化问题、统一问题、民族问题，所有这些政治问题都已经形成了相继的政治力量，这是今天的中国现。

(三)

今天，在“六四”悲剧发生两周年的时刻，我们应对历史负责、对民族与国家利益负责，尊重中国现实的原则，呼吁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现执政党，以及中国政府，立即考虑与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以及大陆之外其他各种政治力量，持不同政见的个人展开对话，以期打破已经事实持续两年的政治僵局，寻求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解决一系列基本课题的途径。

我们注意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话和谈判机会成为有效解决国际争端，特别是国内政治冲突的有效方式。在中国现阶段，对话和谈判将会是缓和社会矛盾，避免流血、暴力、以及内战的根本途径。必须指出，中国大陆目前政治高压下的稳定，是一种虚假的、虚幻的稳定。如果不承认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不承认中国人民中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多元化趋向和反对力量，不开展对话和谈判的渠道，终究有一天会造成中国人民所不希望的那种政治冲突。还有强调的是，我们从来认为不仅是大陆十二亿人民，台湾两千万人民，香港五百万人民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必须，但是，我们坚信，真正安定的基础在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民主化。

不同政治力量之间有分歧，所以才有对话与谈判。对话和谈判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分歧，解决矛盾，所以分歧不应构成对话与谈判的障碍。如果开始对话与谈判， 那么，就应该是无条件的。当然，在目前，这种对话是否开始，并不取决于我们。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

(四)

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基本目标就是要求“对话”，而它最终导致了“六四”悲剧，其根本原因是政府拒绝对话。中国人民，以及各种政治力量都应该吸取这一历史教训。

中国不同政治力量的平等对话，那将是中国走向多元政治的起点，是走向民主化一种方式，最终会引起开放党禁，新闻自由的实现，并引发出中国法律体系的变革，引发出修改宪法的历史运动。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只要不同的政治力量诉诸于平等对话和谈判的方式，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政治冲突就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理性的方式进行和解决。

我们期待着并努力争取对话时代的到来。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