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的角色与组党问题杨建利
目前海外民运在中国民运中扮演的角色，即不完全是配角，也不完全是主角。它具有“主导”和“支持”的双重性质和职能。 之所以说不完全是配角，有如下两个主要原因： 其一，海外民运是目前唯一的有组织、公开存在、以中国的民主化为目标，明确对抗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力量。 正因为此，海外民运就其整体而言，成为目前中国民运的代表力量和代言人。也正因为此，从组织的意义上讲，海外民运不得不做本应在国内做、但目前又无法在国内做的各方面工作。这说明了，当前存在着要求海外民运在中国民运中起若干主导作用的客观环境。 其二，虽然海外民运目前不得不生存发展与海外，但大部分骨干是抱定日后要回国从事民主运动并诉诸执政的。 因此，海外民运在纲领制定、政策设计以及行为方式是具有相当“主角意识”的。换句话说，海外民运具有一定程度的成为主导力量的主观愿望。 之所以说不完全是主角，主要原因也有两个。 其一，海外民运不在主战场，难以直接面对中共政权，难以深入国内民众建立紧密持续的关系，难以准确把握国内政局及其它方面的变化。这一切都给海外民运扮演“主导”角色带来极难克服的困难。因此，相对于国内的民主运动(虽尚未有公开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大多数活动都是支持性的。 其二，大部分成员，特别是基层成员，是把自己和海外民运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定位在“支持角色”上的。这种构成，无疑使海外民运具有较强的“配角”性质。 基於上诉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海外民运就其角色转换而言有三种途径。一种是，一部分回国与国内民运的主导力量结合，建立中国民运的主力军，而另一部分转换为具有单纯“支持”性质的海外民运。另一种是，一部分回国，但不能和国内民运的主导力量有机结合，形成不了主流，而另一部分转换成单纯的海外支持力量，但不知道(至少不能统一的确定)应该支持国内哪股力量。最后就是，相当一个时期，国内局势不允许上诉状况发生，海外民运不得不整体上继续在海外扮演其现在的特殊角色，并逐渐失去其“主导”功能。为讨论方便起见，我们姑且把第一种前途叫做“升格”，第二种前途叫做“歧化”，第三种前途叫做“退化”。 事实上，走出可能造成“退化”的困境环境，避免“歧化”，应该成为海外民运近期努力的目标。平时大家所谈论的海外民运是否有前途的问题，究其实质就是海外民运是否成功“升格”的问题。 现在回过头去谈海外民运的组党问题。 以上关于“角色”的分析，使我们清楚的看到，组党事实上强化的是海外民运所扮演的“主角”的那部分色彩。因此，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骨干分子为“回国”做更加积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也可增强其回国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但是，认为组党就可以使海外民运“升格”成为“主角”，就可以改变现在民运组织的松散状况，就可以统一海外民运的思想和行动，是不现实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已有前“党”之鉴。 同时，如果认为不组党便不是“以组织的形式公开表明和中共一党专政对着干了”，那么对於民联成立以来近十年各民运组织的作为来说，是不公允的。 有些朋友曾经从学术的角度上提出，“党”和一般“政治组织”的根本区别在于，党是以执政为目的的，而政治组织充其量不过是政权的支持或反对团体。如果把问题放在海外民运的特殊环境里考量的话，这一学术意义上的区别便失去了实际意义。因为不是(叫)党的海外民运组织从来没有否认争取政权为其目的之一。而叫党的海外民运组织和其它组织一样，也没有真正的学术意义上的政党争取=执政的环境和条件。 因此，在现在的条件下，究其根本，组党不组党的问题是叫党不叫党的问题。而叫党与否都不会改变目前海外民运在中国民运中的特定角色。 如何尽早实现海外民运的成功“升格”是最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而其中直接影响中国民运前途的是海外民运的回国力量如何于国内民运的主导力量有机结合的问题。 至於什么时候真正地组党(而不是单单叫党)，海外民运的近期。策略和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等等都要以此为基础进行考虑。为避免“歧化”，在技术上，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去创造这种接合度“接口”。因此，民阵民联合并后的组织如果叫党的话，最好在党的名称后加“(海外)”二字。 (杨建利：时任民阵美国分部主席)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