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国两体、多元共商”走向“一国一制”
——在旧金山民主主义大同盟“六.四”三周年回顾展望座谈会上的演讲稿
杨建利
一
各位前辈、各位朋友:
感谢大同盟给我这个机会,谈谈我对祖国统一与中国民主化关系问题的一些心得体会,期待着大家的批评和指导。
“六.四”以后,我们滞于海外的民运人士、学者和留学生和台湾朝野各界开始了逐步深入的接触、交流和了解。国家的统一以及它与中国大陆民主化敌关系问题不可避免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首先我想确立今天我们谈论问题的基本共识,那就是我们都希望一个统一的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来。而今天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国家统一在什么样的制度之下,才能最大的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统一的过程如何推进才能达成上个问题所确定的目标而又使社会的代价降至最低?
统一并不是最高原则和最高价值。如果是的话,我们应该去台湾夹道欢迎“共军”进台才是。相反地,这恰恰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统一模式。国家的统一应以两岸人民的福祉为依归,“国统纲领”也明确提到这一点。
二
统一的进程之所以没有大踏步的推动,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看不到以现在的状况统一后人民的福祉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景。其中最大的障碍是由大陆的一党专政的制度而产生的。
虽然现在的中共政权较前控制力削弱了许多,但其一党专政的本质却没有改变。今天在大陆,舆论监督政府的最起码的保障__新闻自由,仍被束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中。若中国统一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不仅大陆人民不会因此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而且会使已经享有了民主、自由和富足的两千万居住台湾的中国人民重陷基本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得不到保障的险境。虽然两岸人民盼望着更广泛、更深入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感情沟通,但我相信,任何一岸的人民都不愿看到这样的结局。
由於中共许诺了一国两制,也许有人会说,先统一再说。台湾保留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其优势,统一后也可以促进整个国家的民主嘛。设想固然善良。可悲的是,任何独裁政权都是不以人民的善良愿望为转移的。中共执政的历史也清楚的证明了这一点。更严重的是,中共政府至今仍然是一个几乎没有限制的政权,可以反复无常。动不动就“五十年不变”,独裁蛮横之极,不仅剥夺了同代人的权力,而且还有剥夺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人的权力。它可以宣布“五十年不变”,也可以宣布“明天就变”。我们不能以统一前的美好许诺为依据判断中共政权的包容性和诚意。人们怎能相信用军队屠杀自己人民的政权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方案?”人们又怎能相信统一后人民的基本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可以得到保障?
因此,中国统一的最终达成必须以全中国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为基本条件,不然必定要违背“以两岸人民为福祉为依归”的原则。
两岸的政府先后摈弃武力解决国家分裂问题的方针,双双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和平统一”的口号尚有不足。和平统一可能是一方以武力做压迫,逼对方就范,不需放一枪一炮的统一;有时统一的过程可能是和平的,却统一在专制的制度之下。历史上,不是也有过“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对资本家和平赎买”等事件发生吗?!因此,我们应持更高的口号,那就是“民主统一”,它充分概括了我们力争统一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民主的这一理想。
三
上面讲过,统一的达成必须以民主化为基础,这并不意味着统一过程必须等到大陆民主后才开始。非但不是这样,而且统一过程可以极大的促进中国大陆民主化的进程。统一的过程是在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这一巨大工程的重要环节之一。
中国分裂四十余年,两岸实行不同的制度,走出两条不同的路。大陆一方奉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共产党一党领导实行无产阶级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上和实际上根本否定人民的基本权力和民主的价值。其恶果世人共睹。大陆的政治、经济今天仍未从一轮又一轮到恶性循环中挣脱出来。台湾一方奉行肯定人民基本权力和民主价值的三民主义,实践上走出来一条从权威主义到宪政民主的良性循环的道路(其间当然也发生过不幸的历史事件),创造了经济奇迹,也创造了政治奇迹(民主制度正在逐步完善)。只要谈统一,就不能不把双方的历史实践和现行制度摆在两岸人民的面前加以比较。只要比较,人们就不难分出优劣,就不难明确他们的选择和追求。这种影响力实实在在,比任何说教都有力。这是所有反对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力量在统一过程中所依赖的一个坚实基础。因此,大陆的中国人,特别是从事民主运动的人们应该把完善台湾的民主制度、维持台湾的繁荣富足作为自己的责任。这对整个中国的民主化和经济发展意义深远。
任何独立于中共的一党专政政权以外的政治力量,就统一问题与中国政府的一切直接或间接交往中,都应该以“用统一促进大陆的民主化”为要旨。这既是原则也是策略。这个原则和策略也适于台湾方面。
台湾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大陆,政治制度也优于大陆,这自然是台湾在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两个着力点。
两岸经济交往广泛而深入,不可逆转。这种合作并非只是其中一方利用另一方,而是双方互相需要、互惠、互解经济难题。虽然“国统纲领”把直接通商列在中程目标之中,但是实质的通商业已达成。这样的现象对促进大陆的社会变革无疑大有裨益。然而作为政府,在这方面的可控制因素有限,基本上是民间带着政府走。因此,它并不是政府手中运用自如的金箍棒。
中共方面急于统一,把统一列为九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曾经列为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用各种手段迫使台湾方面到谈判桌上来。台湾方面当然不能轻易上谈判桌。台湾是民主政体,任何关于国家前途的重大决策必须循民主程序确立,费时而不灵活。而中共方面是一个专制的政体,可以忽略内部的压力进行决策,游刃有余,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这种谈判的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为了公平,道理很简单,我必须设法让你也民主。因此,台湾方面应该坚守谈判前的每一道防线,以对方的一步步民主化为条件逐步走到谈判桌前。虽然现在不能谈判,但可以谈谈判的条件,比如说,允许对方的报纸在各自的施政区内发行,释放政治犯,国家的统一的事务须邀民主力量共商,等等。提出这些充满道义的正当条件后,便争取了主动,谈不成责任便在中共。若为了打破僵局,在这些原则上退让,台湾方面将失去最后的着力点,结果将是全中华民族的不幸。台湾方面只有这样做,才最可能和大陆的民主力量(滞于海外的和存于国内的)结成联盟,共同促进大陆的民主化,进而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因此,以统一促进大陆民主化不仅是必须,也是可能的。
四
台湾创造了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但却一直生存在两种危机之中。一个是法统危机,另一个是国家认同危机。危机的根源在哪里呢?先让我们回忆一下去年十月份,章孝严、谢长廷两位先生就台湾以什么国号进联合国所进行的电视辩论。
章先生辩驳谢先生表达了下面的意思:你说要以台湾共和国的国号进入联合国,中共会坐视吗?这样会陷台湾于危难之中。
谢先生反驳时表示:你说要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重返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怎么办?中共会同意吗?
事实上,二位都点到来问题的要素,祸源就是中共一党专政。很可惜,二位都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做下一步的逻辑推理。他们不做,我们来做。直接的逻辑结论就是,我们大家一起首先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再谈论其它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去掉悬在台湾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也许有人担心,在大陆尚未改变以前,这把剑掉下来了怎么办?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中共从未放弃以武力相威胁。但这并不是不可预防的。为了避免剑掉下来这一悲剧的发生,我认为台湾可采取“经济上以攻为守”和“政治上以守为攻”的策略。
“经济上以攻为守”就是:大力促进两岸经济合作。使其扩展到更广泛的地域,渗透到每一阶层,致使中共一旦武力犯台,各地、各阶层(甚至包括高级统治阶层)的经济利益直接受损,它就欲动不能力。这样便可达到守的目的。
“政治上以守为攻”就是:固守民主统一的原则(上面已经论述过),同时支持大陆的民主力量,争取人民更多的决策发言权。民主化程度越高,政府发动不受欢迎的战争的可能性越小。这样不仅对守住台湾大有裨益,而且为在大陆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建立民主制度,做出巨大贡献。正象大陆人民应把维持台湾繁荣安全当作为自己的责任一样,台湾朝野也应该把促进大陆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化当作为自己的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注意到,台湾有一些朋友,不忍国家长期分裂,更不忍台独势力在岛内制造的危机,急于完成统一,放弃诸多原则。他们为统一而统一,只尊敬和理解这些朋友为祖国统一的良苦用心。但是理解不等於认同。可以预见,中共政权内地许多人会在不同时期跳出来,因为他们不愿做这个政权覆灭的殉葬品。难道我们反而愿意甚或把整个台湾陪上去做殉葬品吗?
五
位了说话方便,上面我使用了“谈判”这个词。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两党谈判”“两府谈判”都是不适合的。谈判常常给人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讨价还价的感觉。国家的统一应该超出两党甚至两府的利益。
中共执政大陆四十余年,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逐步降低。“六.四”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车碾碎了多数中国人对中共政权的最后一线希望,它统治的合法性也因此受到极大质疑。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台湾有可称颂的政绩,但四十余年来,它的根已经在大陆人民心中拔走,认同感不强。因此,国共两党甚或两府加在一起尚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决定中国的前途。取“两党谈判”和“两府谈判”而代之的应是,包括大陆的民主力量和台湾的反对党在内的,代表各方民意的多元共商。
可以断定,未来中国几十年的政治走向(包括国家统一问题)将以人民争民主反专制为主线,决不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也不是两岸政府法统和利益的争夺。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前途将再次蒙难。
就国家统一问题,我们既要承认两个政治实体存在的现实,又要看到人民争民主反专制为主线的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以全中华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我们所应遵循的道路是从“一国两体,多元共商”走向“一国一制”。所谓“一国两体”,是指一个中国两个政治实体。不讲“两府”的原因是,一提到政府就有认同的问题,不提“两府”可以避免两岸人民的认同困扰。所谓“一国一制”就是一个统一的中国民主制度。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需要不同背景、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形成一个中国民主统一的大联盟,“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完成以统一促进民主、以民主达成统一的事业。
一九九二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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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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