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
——九七再思考
杨建利
莎士比亚在名剧<哈姆雷特>中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王子哈姆雷特面临的深刻的情感矛盾：他要向杀其父王篡夺王位的叔叔复仇，但是仇人却是他无限热爱母亲的现任丈夫，这使他复仇的机会迟迟不能施行，感情倍受折磨。如此的情感困境被后人称为“哈姆雷特情感怪圈”。自从中共在中国大陆夺得政权后，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哈姆雷特情感怪圈的磨难。香港的“回归”又一次让中国人民在这种情感的怪圈中绞缠磨炼。我们愿意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却不喜欢统治祖国的中共专制政权。
在有半年，香港这个自由之港就要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了。一方面，这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相当于帝国殖民主义的胜利。从“回归”这一事实本身来看，这种感官
并不无道理。但是这一层次上的意义绝不能掩盖在“回归”的过程中以及围绕着“九七”后的香港应该是什么样的香港的问题上，一直进行着的一场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斗争--民主与专制的激烈较量。
十几年来，中共在香港“回归”过渡事务和立法的一系列问题上，充分表现了其恣意人治的专制本性，从最初对香港人民的许诺上不断倒退，使自由之港自然发育出动民主制度笼罩在专制魔掌的阴影之下。同时，中共的权力经济迅速污染了香港公正自由的经济环境，使其严重恶质化。有良知的中国人不可能不为此痛心疾首。
有能力任意宣布五十年不变的独裁者就有能力恣意宣布明天就变。大陆不民主，不仅大陆人民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香港人民和台湾人民头上也将永远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而香港的自由民主若被中共随意阉割，大陆的民主化就丧失了重要源头，台湾也会唇亡齿寒，在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中，能否保住香港的民主与自由，使香港成为中国的民主特区，将直接影响着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因此攸关着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可能不觉得有责任为民主在香港的胜利贡献心力。
香港的“回归”，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正在被中共政权利用，很有可能演变成盲目排外唯我独尊的极端民族主义，甚至可能被利用来打击业已在香港生根的民主主义以及由其衍生的民主制度。这将严重损害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延缓中国经济现代化和民主主义的关系。
民族主义有两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理性的民族主义。前者唯我独尊盲目排外，不平等地对待其它民族，不惜将本民族利益建立在损害其它民族利益的基础之上，甚至肆意侵略欺负弱小民族。后者既维护本民族尊严又尊重其它民族，主张各民族平等，和睦相处，在平等对待其它民族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追求本民族的利益。历史上，极端民族主义时常引发民族仇恨，互相残杀，甚至世界大战。希特勒煽动的日尔曼民族至上帝极端民族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至今人们仍记忆尤新。今天，在中东、前南斯拉夫和俄罗斯都存在着民族主义，严重侵扰和威胁着这些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理性的民族主义在历史上则为促进本民族的进步发展，制止民族间的侵略骚扰，维护本地区与世界和平作出了卓越贡献。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以及战后同盟国对战败国政治、经济、军事结构的改造，充满了理性民族主义的精神。极端的民族主义是不合理的，有害的，必须唾弃，而理性的民族主义是合理的，健康的，值得弘扬。
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民主主义主张实行民主法制，保护人权自由，政府权力由人民直接赋予，并建立政治权力互相制衡的机制。其中，核心是尊重人权，尊重每个人的意愿。由於一个民族是由许多具有共同特征(如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风俗习惯)的个人组成，因此，组成一个民族的许多个人必然具有某种特定的共同意愿和利益追求。尊重人权，即应尊重一个民族的权力。因此，民主主义必然引伸出民族主义，而且是理性的民族主义。只有建立在民主主义基础上的民族主义，才能尊重维护本民族每个个人的权力和利益，这才是合理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原因。相反，极端的民族主义肆意侵犯其它民族的生存发展权力，无视其它民族每个个人的人权和自由，这只代表本民族少数人的利益和愿望。民族间的仇恨和残杀常常在给其它民族造成伤害的同时也给本民族带来灾难，从而不符合本民族少数人的利益和愿望，侵犯了本民族多数人的人权和自由。在没有民主主义为基础而极端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里，何为公意(general
will)常常被权力者曲解并作为招牌使用，国家政府的概念成为无限权力的工具，使得独裁者假借爱国主义来驱策民众，人民变成了完成领袖计划的工具。墨索里尼就把“民族”界定为“由单一观念统一起来的众人，这观念就是求生存求权力之意志”；“国家”则代表“决对权力”；“在它跟前，个体与社群都是相对的”，“一切道德、文化，以及民族本身，都从属于国家权力”。历史证明，国家权力至上的法西斯主义毁害个人的良知实莫此为甚。诸多历史事实都表明，理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相伴而生，而极端的民族主义则和专制主义坑瀣一气。
在香港即将回归之际，正确认识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香港和平回归中国，激励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正常的，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香港的回归(以及不久后的澳门回归)，标志着十九世纪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带来的中国领土的分裂局面已告结束，中华民族真正具备了和世界其它民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对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憎恨，对中华民族统一强盛的向往，是自然的，正当的。但是，要防止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被利用，甚至演变为极端的民族主义。中共政权正试图利用中国大陆不断升温的民族主义情绪，欣起排外和反西方的狂热，不仅强化在大陆实施的反民主主义政策，而且将在九七之后以“内政”为由改变香港的民主政治格局，减低香港民主政治新闻自由对大陆内地的辐射作用。如果我们中国人不儆醒，甚或随着中共的“民族主义”大旗翩翩起舞，本来有“回归”激起的良性民族情绪很可能最终演变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人民要想摆脱长期缠磨他们的哈姆雷特情感怪圈，就必须把民族主义奠基在民主主义之上。一个民族，如果个人在其民族中没有尊严，将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尊严。倘若由於“回归”，民主的香港变成了专制的香港，自由的香港变成了奴役的香港，繁荣的香港变成了死寂的香港，那么我们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不可能得到满足，而且会受到沉痛的创伤。
1997年1月
--------------------------
原载《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