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建利在背井离乡十三年之后离开波士顿对他苦恋着的祖国作为期十天的访问。不幸的是，他的短期旅程竟然变得如此之长，以至归期遥遥。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我的丈夫在中国昆明被拘捕。当晚十点左右，我接到一位无名者的电话并被告知建利遇到了麻烦。当时，我的心猛然一沉，泪水夺眶而出，加之过去十天的焦急和忧虑，我几乎崩溃。在这之前，建利几乎天天都和我通话。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再次听到他的声音。 令我意外是的是，建利从一个临时看押他的旅馆打来了电话。他的声音很平静。虽然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面对严峻的未来，但是，不管是他还是我，当时都不十分清楚究竟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他说：“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必为我担心。我关注的是孩子们，培养孩子的担子就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了。”那是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大约早上十点。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通话。 在八十年代，我的丈夫象多数年青人一样，认为只有科学和技术才能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这就是他当年来到美国学习数学的初衷。当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发端时，他正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学习。他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并急切地回到北京，加入学生们的行列。他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并亲眼目睹了‘六四’屠杀。 从那冷酷的现实中，建利懂得了仅仅依靠科学和技术，并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中国最缺乏的东西是民主。从此，他义无反顾地投入追求民主的运动。他曾担任中国民联阵的副主席，并且是中国二十一世纪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以勤奋的工作努力推动中国的自由和民主进程。从柏克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又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和政府学。为了推动他为之献身的事业，他走遍世界。他拜访达赖喇嘛，出席世界各地举办的民主运动大会。他访问台湾以便更接近中国和关注海峡两岸的人民。 二零零一年，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从美国向他提供的多种机会中，特别是教育和自由的体制，使他受益匪浅。他于八十年代中期来到美国，当时兜里不过六十美金。我们甚至付不起一夜假日旅馆(Holiday Inn)的租金。如今，我们住上了漂亮的房子，我们的孩子进入了本地最好的学校。尽管如此，他一刻都未曾忘记远在千里之外的骨肉同胞。 他对祖国的爱是刻骨铭心的。但是，他回国的权利遭到无理的拒绝，他的名字被列在禁止返回中国的黑名单上，他的护照被一再拒延。他曾为此沮丧和不平，但更多的时候是激励他决定去改变这种不公正。 我每天对他的想念真是难以言状。有一天晚上，儿子哭着问我：“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不能再等了！” 我的希望并未泯灭。孩子们和我有幸从那些关心我的丈夫和我的家庭的人们那里得到如此诸多的爱和支持。我特别感谢我的法律顾问Jerome A. Cohen 和Jared Genser，、我的教堂、我孩子们的学校、我的哈佛大学同仁、国际大赦和人权观察、众多美国国会参众议员、以及中国社区的朋友们，感谢他(她)们巨大而真诚的支持。 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一日，美国参议员Barney Frank 和其他参议员共同提出了199号议案以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杨建利博士。请您要求您所在区的参议员支持此案。有关资料请查阅 www.supportjianli.org . 您的仁爱和宽宏将改变我的家庭的命运。您的帮助无论巨细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并将帮助一位女性和她的孩子们与久别的亲人重逢。 注：傅 湘 (Christina Fu) 杨建利博士之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