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的越狱--读杨建利狱中诗 （之一）傅正明（瑞典） 曾羁押于秦城监狱，目前身陷北京市第二监狱的杨建利博士，终于冲破铁窗越狱了！ 这是一个民主活动家、一个良心犯的思念、思想和理想的越狱！且看他的狱中诗 《越狱》如何吟咏这种奇特的成功的跨越大墙的想像活动：
思念越狱了
警犬没有嗅出思念的淡红色 思念扯着思念 从心里 抽出丝 绵延穿凿 在一颗心 一颗心上 绣出 盼望 盼望 和 盼望 思想越狱了 被困的心灵 迸发着 一场思想的核辐射 思想推着思想 把 时间逼成多维空间 横竖坐标原点的邻域 像 十字花螺钉 钉满 收殓时代的灵柩花车 理想越狱了 风火同行自毁了足迹 理想攀燃着理想 从天空掠过 回照那 一座又一座不守信的烽火台 在电子邮件四通八达的时代，铁窗中的杨建利仍然只能靠鸿雁传书。他从狱中发出的诗歌手稿，由诗人的爱妻、现居美国的傅湘输入计算机后，辗转传到我这里。那些既缺乏生活的厚土又缺乏诗情，却刻意想成为诗人的少男少女，往往成不了气候。杨建利人到中年，他的诗情是在逆境中喷发出来的，如他自称的那样，他是“情不自禁地做了诗人”。我欣然接纳这样一位诗人囚徒越狱叩访。在他将近四十首的诗作中，有旧体也有新诗。旧体虽然不是严格的格律诗，却有一种内在的韵律和古典诗词的意境之美; 现代诗在意象的营造，比喻的新奇和语言的锤炼方面，颇见不事雕琢发乎自然的功力。诗人以如诉如泣的吟咏，表达了他在黑暗中真情的思念，联翩的浮想和开阔的胸襟。 思念的越狱 杨建利的思念的越狱，首先是诗人对他的爱妻、长辈、子女和亲友的思念。在 《结婚17年作》一诗中，可以看到一对情侣“ 灵动清雅”的身影，如 “ 山蕴双泉” ，“破山而出”，“ 叮咚追嬉”……。《 笃笃生日》一诗，充满童趣，追忆的是父子之间捉迷藏的游戏。 《江湖朋友 》 怀想的 “一个酒壶里泡着赤胆 ” 的朋友，并非酒肉朋友，而是在理想的路途上 “一起跋涉水复山重”的挚友。 不幸逝世的原21世纪中国基金会发起人刘凯申博士，对杨建利来说， “ 亦师亦友”。 在逐年纪念凯申逝世的三首诗作中，杨建利高度赞誉他创建这一基金会的功业，“ 一石却奠百年基”。诗人把凯申喻为一片有情的落叶，一片“ 化作沃土荣新枝”的落叶。 杨建利对生者的思念和关怀，除了亲友之外，也有他并不相识的“农民工”群体。在这首诗作中，他以充满同情的笔触，帮助中国的这些 “下等人”托起了他们在都市脚手架上高举的 “劳瘦的希望”。在诗人笔下，农民工“ 回乡的长路像干瘪的乳房挤出的奶汁”，与之形成对比的蒙太奇镜头，是暴发的虚荣的城市招摇过市的 “一场又一场庆典”。在诗人发觉的世俗的 “冰冷的目光”背后，我听到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的吁嗟之声。这是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的回响遗韵，是当今中国诗坛陌生的人道的声音。 杨建利诗歌中对死者的纪念，同样有广阔的视野。某些国人曾经对 “九、一一”恐怖袭击幸灾乐祸，丧失了人类起码的道德良知，这是诗人的一个心结。这一事件发生几天后，杨建利就撰写了 《没有文明化就没有现代化》一文，他指出：“ 任何现代化都首先建立在人民文明的整体心态之上。文明的第一要义就是对所有人命的珍视和普遍的人道关怀。”。在《 纪念911两周年，恰是中秋》 一诗中，诗人越狱的目光从囹圄的床第延伸到大洋彼岸的海面：
一滴清泪 种在枕头上
海面上长出一颗月亮 月亮捧着她平和的脸 垂视着 老人微笑的脸 一个波纹推动一个波纹 又是一年的心情沉存了大海 思想的越狱 在杨建利年复一年的情感和思想的波涛中，凸现着一种深广的现实感和历史感。用诗人整理诗作的前言中的比喻来说，在其创作过程中，作者的 “ 心绪和思维，在词句的协助下，以前所未有的坚韧和力度向所有可能的方向推进。词句时而是帆，时而是杖，时而是剑，时而是脚下的石板，时而是翅下的风，时而是四伸的铁轨，时而是挺进的钻头，一句半句，半句一句，瓦离破碎却又藕断丝连。” 在《三十九岁生日》一诗中，诗人自谦道：“读书迷了今日事，舞剑全无少年功”。严羽《沧浪诗话》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读书穷理，是赋诗的要诀之一，囿于此则如佛家所说的视月观指，那指月的手指既无法触及月亮也无法代替月亮，逻辑思维无法抵达诗的本真。杨建利是一个人文学者，不是一个闲得无聊的文人。他那被监禁的自由生命所蕴含着的诗的潜能，之所以不同寻常地喷发出来，是因为他不仅是思维中的人，而且是行动中的人，性情中的人。用笔者奉和杨建利诗的一联来说，是因为他 “报国未忘儿女事，赋诗方见老成功”。换言之，首先是杨建利的当下关怀，促使他初试锋芒即见老练之笔。他的历史感，是一种揉合着宇宙意识的历史责任感：“ 天因有任天不老， 日出又照新苍穹 ” （《三十九岁生日 》 ）。诗人赋予宇宙以自觉的历史使命和革新意识，继承了屈原的“天问”精神，因此，我在奉和的诗中肯定了杨建利的这种承上启下、上下求索的精神：“志因磨砺志不竭，囹圄虽小问大穹。”他深深懂得，“ 昨天和今天共谋了黑夜 / 时间和空间共谋了偏狭” ( 《 共谋犯》)。 如天行有常，他不得不承担以微弱的光斑烛照黑暗的历史责任。这种历史感，如T. S. 艾略特所言，是 “ 一种即永恒即刹那，将永恒与刹那相揉的意识 ”（“a sense of the timeless as well as the temporal and of the timeless and the temporal together ”）， 或一种将终极关怀和当下关怀揉合起来的意识。 杨建利思想的越狱，除了对根深蒂固的两千年秦制的诘问之外，更着重于对中国近代史的审视。在 《重读辛亥史有感 》一诗中，杨建利以“手持火把的蚂蚁”的形象来吟咏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辛亥革命的践行者：
一口叹息 拉成
幽长的隧道 手持火把的蚂蚁 在历史的陡滑深喉爬行 高举的光明 在骤然咳震中 散落 气道充血 蚂蚁染成红色 黑红的隧道 在未来历史学家心中的“那个时代”里 延伸 中国诗词向来以蚂蚁喻芸芸众生，象征着人的卑微与渺小，但是，蚂蚁也可以象征勤奋，努力，有力、自律、合群，韧性和成功。无论在政治革命者还是艺术革命者身上，都不难发现这些积极的品格。历史启迪我们，要说 “告别革命”，我们只能告别暴力革命，而不能告别不流血的和平革命，不能放弃针对中国的专制而发的根本性变革的诉求。同样，我们 “躲避崇高”，只能躲避伪崇高，不能躲避真正的崇高，平凡的崇高，不能躲避堂吉诃德式的 “ 崇高的奇观” 。一旦否定了一切形式的革命和崇高，剩下的就只有永久的奴性和圆滑的庸俗，甚至是精明的卑劣和堕落。 理想的越狱 中国自古有 “诗言志”的诗歌传统。志向或抱负，就是所谓理想，它既是童真的又是老成的。在 《圣诞写给孩子们》一诗中，杨建利告诉孩子们：“ 我终于 / 从大人成长为孩子 / 从猎人进化成猎物”。这是诗人童心的复归，理想的躁动。专制主义的 “猎物”， 不甘俯首贴耳地无声无息地被宰杀。当今中国，拜金主义、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理想主义遭到嘲弄。在杨建利托物言志的《九月蝉》中，人格化的蝉深知自己连同它附着的树枝将被秋风奚落，但它不会因此停息呐喊，因为它无可奈何，别无选择，它在年复一年的蝉蜕中，将一如既往
蜕掉盔甲
显明薄翼 将胸口的不忍插进树枝 与大地联网 满身聒噪 杨建利还有两首诗均借用了荆棘鸟的意象。这个故事，由于考琳·麦卡洛 (Colleen McCullough ) 的小说 《荆棘鸟 》（The Thorn Birds ）而传诵一时。传说这种鸟一生只唱一次，它的歌声，是在找到毕生寻觅的荆棘树，以最锐利的荆棘刺入自己的胸膛之后的绝唱。在杨建利的《聚首在苦难侵临的寒冬》一诗中，诗人笔下的荆棘鸟是 “ 天地间 / 几双雄奇的同巢翅膀 / 鼓着风 彼此托起”的群体。在《飞渡彩色的残垣》一诗中，鸟群 “ 胸口的荆棘 刺痛 / 翅膀开花的愿力”。因此，诗人吁请它们，“ 再振展一次吧/ 改写人和自然关系的象形文字”。佛家以“甘愿” 为人间最强的 “愿力” 。诗人从东西方交互文化的角度来阐释荆棘鸟的精神，以 “愿力 ” 来强调普世责任，抒写力求众生脱离苦海的普世理想。这里的荆棘鸟，不仅是人类或鸟类精英的象征，而且是一切有情生命的理想的象征。 让我们回到 《越狱 》一诗的结尾。在那里，诗人越狱的理想，像振展的羽翼一样，像燃烧的火炬一样 “回照那/ 一座又一座不守信的烽火台”。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烽火台失信的事件，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诗人暗用了这一典故。中国文化并不乏理想色彩，从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到替天行道、太平天国的猎猎旌旗，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共产主义的现代革命，无不闪耀着理想的光彩。但是，一旦这些理想诉诸战争的烽烟或暴力手段，成功之后就立即失信于民。 因此，杨建利大力倡导非暴力原则。他和他所代表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政治理想，是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 这一政治理想，鲜明地贯穿在作者的《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专著和系列文章中。这一理想，无疑是辛亥革命的政治理想的延伸和发展。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的民主启蒙，化用启蒙思想家康德的话来说，要求我们有 “头上的闪光的星辰 ”的理想，同时有“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的坚守。 （未完待续） 2005年6月4日 于瑞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