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革命与改良的一些思考 --献给杨建利先生--
姜福桢
「革命还是改良?」曾经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长期争论的
一个焦点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争论所凸现的「非此即
彼」的一元思维,至今仍有一定的市场。从我们所处的冷战后时代而
言,最优化的价值取向应该是改良。
我以为革命与改良的关系既离不开国际共时性环境,也离不开国内历
时性制约(尤其是20多年的经济改革)。由此,可进行如下梳理:
革命与改良的关系由传统的制度争端演进到路径争端。进入90年代
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降旗易帜,两大阵营由制度化交锋转向融
通、共处、谈判的最优化制度选择过程。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无论
革命还是改良,其路径只能是:怎样以政治制度保障利益化的公平
和社会正义。
由此可见,在革命与改良的政治可能性上,统治集团与人民群众的
关系,不仅是被动的,还是互动和多动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活
动的空间很大。只要经过对於多次良性互动和政治力量的不断洗
牌,民主制度就会全面建立起来。因此,改良照样可以是彻底的。
顺便一提,由於我们身处乱世、变世,由於统治集团的没落,改良
并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主也不能等待。民主是急行、而不是缓
行。这正是我们的道义支撑。
在中共不放弃「党指挥枪」的前提下,革命的正义性不会被排除,
我们不能告别革命。改良虽然不应该是一种主动选择,但未必不会
以多样化方式被动呈现。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局部革命和全局性改
良,会共绘和平演进的宏图--这可以称为改良性的革命性或革命
性的改良。
无论改良、还是革命,都不应该是一根绳索。只有历史事件修正理
论和主义,不可能以既定的理论去衡量已经发生的事件,哪怕是概
率极小的事件,如1998年民主党组党后的若干喧嚣。
在革命与改良的实际内容发生变化之后,和平、理性、公开、非暴
力,显然是最佳选择和长期策略。对此,杨建利博士、洪哲胜博
士、刘飞跃先生都有全面深刻的论述。尤其是杨先生的闯关和新作
《破分隔内外民运之计》,给我们提供了知行统一的榜样。另外洪
博士的《如何超脱「以暴易暴」的革命轮回》,以80年代的台湾为
样本,全面论述了非暴力抗争和社区运动的策略,都给我们许多启
迪。
我以为,有志於民运的人士应该不断思考和不断行动,而不是相互指
责和自我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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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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