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杨建利辩护（二）

无为

我已经谈过对杨建利责难的第一类，即冠以“间谍”头衔。对杨建利责难的第二种说法就是，“杨建利使用假护照一事，本身就是违法的，中共政府按法行事何可指责？”，“你们不是不满中共没有法制么？当它依法办事的时候，你们还是不满？”，“使用假护照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中都要受惩治，难道杨建利可以逍遥法外？”，“只有我们小老百姓必须守法，杨建利这样的精英就不用？”。

这些问题虽然形式不一，但都基于一点，就是任何被称之为“法”的东西，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正是我不能同意的地方。法律的起源，就是社会需要一种有保障的秩序，从而人们可以遵从一套法则从事社会活动。这套法不管怎么制定，它都要宣称以公正为基础。产生于三千八百年前的巴比伦，至今仍被认为最早的较有系统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开章明义地就指出，该法典的颁布就是“为了正义能在这块土地上得以伸张”。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从不合理社会到合理的社会发展的过程。在这期间，任何法律失去了公正性时，就要遭到人民的唾弃，如果统治者不接受人民的意愿，拒绝对法律进行修改以满足社会对公正的要求，统治者的地位就受到动摇，便会出现革命与变革。这种过程连在美国都不能避免，假设六十年代的美国民众（包括黑人和白人）为争取美国黑人的民权对政府提出的诉求无法满足的话，很难想象今天的美国是什么样。

因此，不是说任何法律都是不容侵犯的。至少，中共四九年取代国民党政权，就是因为觉得当时的法律“不公正”而侵犯了当时的法律，按照这些网客的逻辑，中共政府是“非法政府”，所以其定出的法律当然不具法律效率。我相信这不是那些网客们的意思。那末我们暂且假设中共政权有合法地位去制定一套法律，问题是，这套法律有无公正性？什么是公正的法律？我不是研究法律的专家，我相信对这个命题，必有本本巨著，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但是至少我可以发现明显的不公正，依我看，一部法律如果限定人们的某种行为，却又不给人们除此行为以外的任何其他选择，这法律便谈不上公正。例如法律规定有驾照才能开车，假设某人驾照被吊销，但其上班地点远离住处上百公里，而这个社会的法律又规定他既不能搬家，也不能换工作。那这个法律就显然缺乏公正性。可这正是今天中共政权对杨建利实施的“法律”。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公民回自己出生地国家是任何一部公正的法律都应当保护的权利。杨建利是中国公民，根据中国的法律，杨建利必须持有效中国护照回国，如果中共法律公正的话，中共就应当发给杨建利护照或延长其护照，以保证其能够回国。可惜的是，中共没有守法的习惯，拒绝了杨建立延长护照的多次申请。对这样不公正的“法”，人民有权不遵守。杨建利借用朋友的护照回去，就是用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抗议。今天中共能做的就是，发给杨建利有效的中国护照，保护他在大陆的一切正常活动。面对这种不讲理的政府，那些责难杨建利的网客们，不知有什么好办法，能使杨建利不用时用朋友护照的办法，“合法”地回国，我愿细听见教。

其实，对杨建利责难的网客们并非不知，他们对杨建立的责难不是别的，就是一条：杨建利在海外做了中共不高兴的事。为什么这末说？假设海外任何一个其他中国人，护照得不到中共的延长，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他非得回中国不可，譬如说，他非得自己回去，才能把太太接出来，或者才能把儿子接出来。可现在只有朋友的护照可用，他回去不回去？我看答案肯定是“回去”，而且用朋友的护照回去。有人会说，这不一样，接儿子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杨建利回去又不是去接儿子的。可是什么事更重要，或更必要，本身就是一种人的价值取向。所以用朋友护照回国，是每个人在认为必须做的时候都会做的事，杨建利又有什么特殊呢？这位忽然发觉上了我的“圈套”，又说了，为什么中共要和我过不去？我又没象杨建利那样，在海外干民运的事。那就是了！杨建利用朋友护照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反对中共才是他的不是。

我的一位大陆朋友听了我对他说，网上有人用“违法”一词责难杨建利，立刻在电话那头嚷开了：“这人尽拿别人当傻X，装丫呢！在被共产党搞成今天这般模样的中国，谁他妈的还信政府的“法”？还有人很“严肃”地谈什么遵纪守法？这家伙要没有违过一百次法，你X我一百次！”，我想，我的这位朋友说得是否对，只有请那些责难杨建利的网客们自己来回答了。至少我知道，我身边有位老兄，确实对杨建利违法颇有微词，他在国内违过多少法，我不知道，但我记得，他曾得意地告诉我，他的党员身份在申请美国签证时就没填，“填那干啥？找事儿！再说了，美国佬找谁调查去？”。我不禁问自己，他为什么对杨建利违反了中国人都在违反的“法”大为不满呢？我相信答案在每个大陆人的心中。

(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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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