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人民日报》以“教育部表示将采取措施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为题，刊登了记者专访教育部部长周济的报道。教育部打算用以下措施来解决教育不公问题：一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学生免除杂费、免除书本费，并对住宿生实行生活补贴。二是加大对高校贫困学生的扶持力度。三是解决教育乱收费问题，在今年的招生中实施“阳光工程”，接受舆论和群众的监督，来消除招生工作当中的不正之风。

和2月22日《中国经济时报》祝俊初、岳健国两位论者的观点一样，我认为教育部即将采取的以上措施，只是对现有教育问题的表面上、局部上的修修补补，不可能对教育不公产生实质性影响，因为它回避了现行教育中的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我认为，当前教育存在四个主要矛盾：

一是教育投入分配上的严重不公。主要表现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之间、优质学校和普通学校之间教育投入分配上的严重不公。有限的教育经费被锦上添花地投入到高等教育、发达地区、城市和优质学校，人为制造了教育的马太效应，为教育乱收费埋下伏笔。诚如中央党校调查报告所说的：“有限的教育投资，大部分还被锦上添花地投放在基础较好的城市学校，尤其是其中的重点中小学。”２月２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湖南省教委原党组书记等五位教育界资深人士的联名呼吁“遏制教育公平性的恶化趋向”。他们援引了一个很直观的反映２００２年全貌的数字：城乡显失公平，占总人口６０％以上的农村在全社会５８００多亿教育投资中只获得２３％；地区公平显失，２００３年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宣布我国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阶段时，称北京市的毛入学率达４９％，而云南省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学年初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该省的毛入学率仅８．６４％。

二是高等教育高收费使百姓不堪重负，使底层百姓进入优质高校的机会越来越少。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点大学农村生源逐渐减少，城乡间巨大差距成为我国最主要最显著的教育差距。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2月14日新华社）

三是高等教育的计划招生指标严重不公。笔者认真统计过，2004年北京大学在京的招生指标（记住，这是计划分配的结果）占到总招生人数的27.43%。2004年，有人根据各重点大学计划招生网上的信息统计表明，2003年，各大学的本地生源比例分别是：北大17%，清华16%，北航13%，北理11%；复旦44%，上交45%，同济47%；武大50%；南大55%；浙大61%（http://www.cat898.com）。要知道，高校集中的省市区往往人口并不多，比如2003年，北京市共有9万考生，但北大、清华共分配给他们1112个招生指标，81个考生就有一个上北大清华；而50万考生的河南仅168个招生指标，2976人才有一个幸运者上北大清华。从来没有人告诉公众：这是为什么？

四是民办教育和公立学校竞争上严重不公。教育部门设置的民办教育准入门槛太高，而且颁发学位的权力掌握在教育主管部门手里，甚至连民办教育的产权也受到教育部门的限制。更有甚者，教育部门鼓励“名校办民校”和“二级学院”，事实上把民办教育挤到了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内，生存艰难，更谈不上发展。私立教育不发达，表面上是私立教育机构利益受损，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破坏了教育的多元化，加剧了教育的应试化和乱收费倾向。

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问题，是教育投资和管理体制有问题。教育投资主体错位，县乡统筹导致教育投入差距悬殊，而且县乡普遍无力；教育管理体制的问题则是教育管理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离依法管理相距甚远，成为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顽石。教育部门自己制定决策自己执行决策，因此其部门自利化倾向严重（比如很多乱收费都有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撑腰甚至幕后操纵，再比如“名校办民校”，还有私立学校准入门槛高等等），甚至有时部门利益超越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只有认清矛盾，才能解决问题。教育投入不足，只是个浅表层次的问题。在2月17日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商会上，央行副行长郭树清表示，在目前财政收入从每年增长1000亿元到现在的4000亿元、5000亿元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实现最基本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等支出。而我们现在的义务教育支出欠账，最多每年也就600亿元左右。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表示，连柬埔寨、尼泊尔、越南这些人均GDP是中国1/3的国家都在教育上完全免费了（《南方周末》曾报道过中国越南边界的农民把孩子送到越南等地享受免费教育，还有免费餐——作者注），中国现有完全有能力让农村的义务教育免费（《新京报》2005年2月19日）。

我认为，解决教育的四大不公问题是比解决教育投入不足更艰难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巨大的利益重新分配，包括教育主管部门利益的重新分配。但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社会稳定与安全的基础，希望人大对这个问题要强力介入，树立人大在重大社会公共决策上的权威。

200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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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