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陀罗：将孩子们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连在一起

每一个被资助的艾滋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故事（1）

翻出十年前的这封信，曼陀罗对记者解释，这是她当年通过希望工程协助的第一个贫困失学儿童写来的，这个女孩的家，在云南的大山里。而当时，她才出国不久，仍在大学里念书。

每一个被资助的艾滋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故事（2）

曼陀罗，生长于北京，十四年前到德国留学，目前在德国从事技术销售工作。2004年10月，经由援助中国艾滋孤儿网站，她认养了张振、张振丽兄妹。谈到认养的动机，曼陀罗再度陷入了回忆：

“我的女孩儿，常常的给我写信。告诉我她的成绩从班里的第三名跃上了第一名。告诉我她多么地喜欢那我双送给她的白色凉鞋。她用那盒水彩笔给我画了新年贺卡。她不停地问我外面世界的一切一切。甚至，有一天她告诉我‘妈妈说，我从今天开始是大姑娘了…’

她的父亲，也给我写信。错字连篇，钢笔把薄薄的信纸戳出一个个小洞。他告诉我说，他们那个村，离开公路有8个小时的路，没有公共交通，也没有什么名胜古迹，但是有很多大山，大树。种植谷玉麦，核桃和茶叶。

她的老师，也给我写信。那是个初中毕业回乡的青年，龙飞凤舞的字里行间，读得出一颗火热的心。他给我讲学校里孩子的故事，我们也商量如何给孩子们更好的读书机会。比如，建一个图书馆啊，订一些儿童杂志啊，开展一些课余知识竞赛啊等等。

我至今没有去过那个小村子，但透过书信，几乎村里每一个人的脸，每一个孩子的故事，都印在我的脑海里。一年又一年，有的孩子到县里读农业中专，有的进了高中，有的出去打工了，也有的，如今已经嫁人了......”

也许是出于一颗敏感的心，曼陀罗觉得自己就是喜欢帮助人。

“常有德国人说我是受中国佛教的影响，其实我对佛教并没有很深的了解。我说不清楚自己这样做的动机，只是觉得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件事。再说，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都是小事。

这次同时认养张振、张振丽兄妹俩个，是因为我认为，国内农村女孩子比男孩子的机会更少，更需要帮助。可是，如果家里同时有男孩和女孩，你援助的钱往往到不了女孩的手里。当时看到资料上有这兄妹俩个，就决定两个都帮助。

当时有一个北京来旅游的朋友正好在我这里，我给他看资料，问他的意见。他一下子指出，那个妹妹是有残疾的，他说‘万一以后需要给她治病，你要知道，花的钱可就海了！’我说，我没有更多地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一旦决定接受这两个孩子，那么我会把他们郑重地纳入我的生命。我不能做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但是在需要的可能范围内，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每一个被资助的艾滋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故事（3）

所谓的‘假爱心’的说法我过去听到过不少。但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你真的想帮助人，就不会首先有太多的怀疑。有不少的人，包括我认识的许多德国人，都会讲 ‘你怎么知道那些慈善机构的人不是把你捐献的钱放到自己口袋里？我才不做冤大头啦！’这样，他们就轻而易举、堂而皇之地找到‘不援助’的理由。我觉得这里面或多或少的有推托的成分。当然，那种‘假公济私’的现象不是没有，但是不可以因为个别的现象就因噎废食。如果你有心做一点点慈善事业，你总会找到合适的方式方法和渠道的。

我要感谢的是，我有两个很好的家庭，德国的家，和北京的家。

我给我先生艾比讲了我的决定，他马上说‘很好，这是一件好事。我全力支持你！我们下次回国，一定去看看这两个孩子！’

关于这个问题，我和父母曾经有过仅有的一次讨论。我说，我若给你们（父母）钱，是锦上添花。而我把钱送给那些更需要的人，那些乡下没钱上学的孩子，是雪中送炭。所以，我的父母和先生，都支持我。

目前我刚刚给两个小朋友写了一封信，因为我首先要核实他们的地址，同时希望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比如得到这两个孩子的照片，还有他们介绍情况的的亲笔信。所以我先在信封里寄了一小笔钱，还附了一个写好我的名字，贴好航空邮票的信封。我必须首先和他们取得直接的联系，确切地了解他们的需要，才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

现在我在等他们的回信，如果可能，会在春节前后回国去看看他们。这些孤儿他们不像希望工程的孩子们，有政府出面为他们联系。我们的这些孩子，是当地政府急于掩盖的秘密。我不希望我探望他们会有困难，必须偷偷摸摸，这也是我目前还没有弄清楚的地方。

我觉得这种与海外合作的模式在中国很可行。也希望这种合作不仅仅是局限于援助爱滋孤儿，更可以扩大到其他的领域。许多海外华人都希望为自己的祖国作一些有益的事情，我们需要这样的桥梁。

每一个被资助的艾滋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故事（4）

同时，我希望海外的华人，千万不要把这种援助单单看成是金钱上的，每月按期寄款便了却了一桩心事。说穿了，对于我们来讲，这并不是一笔大得不可承受的数目，所以有人说‘真便宜！’

我个人觉得，我们更需要献出的是爱心，是将我们援助对象的命运与我们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地连在一起，和他们一道喜怒哀乐，和他们成为真正的朋友，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前些时候读到彦彬给他援助的那个女孩子的信，他的口气，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当时就很感动，也真心地希望，那些爱滋孤儿从此在心灵上不再孤独。

就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我想把他们抱在怀里，把脸贴在他们的脸上，对他们说，‘孩子，别怕，我们一起努力！’”

Linda：因为我也是孤儿

Linda，上海人，1991年来美国读书，目前在密西根大学担任会计工作。她在援助中国艾滋孤儿的网站上,选择的孩子是邹世伟，网站上是这样介绍的：

邹世伟，10岁，四年级 父亲：因感染艾滋去世三年 母亲：因感染艾滋去世三年 爷爷：邹小娃，61岁 奶奶：李兴贞，57岁

回忆2004年12月，决定认养世伟的过程，Linda说：“我们初到世伟家时，他没在家。今天他姑姑和叔叔来帮奶奶收红薯，大人回来吃饭了，留下小世伟在地里，看着刚收获的红薯，以防被人偷走。我们向世伟的奶奶说明了来意，奶奶马上把世伟喊了回来。三间低矮的西屋就是世伟和奶奶、爷爷遮风挡寒的住处了。世伟父母在世时，想靠卖血挣点钱盖房子。可是，谁知道会被感染？治病花去了所有的积蓄，结果房子也没有盖，人就死去了。

每一个被资助的艾滋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故事（5）

初见世伟，他面带笑容也不说话，只是看着我们。问他学习情况，他只是笑一下，回答一句就不出声了。奶奶不断的提醒著世伟说话。世伟的爷爷正在吃饭，一句话也没说。老人家养大了儿子，本想可以养老送终，谁知儿子就这样死去了，抚养世伟的担子就落在了老两口身上了。爷爷就靠几亩地的粮食换点钱，世伟这学期的学费就没有交全，实在在没钱了。因此，他的书也没能发全。

世伟的叔叔很不错，世伟父母去世后，叔叔就隔三差五的把世伟叫到自家住几天。时间长了，婶子有意见了，现在为此婶子快和叔叔离婚了。不离婚也可以，以后不许世伟再去他家了。叔叔心里放不下世伟，没办法离婚就离婚。”

Linda继续说：“前阵子我在网上看到多维的报导，就照著上面的网址找到援助中国艾滋孤儿的网站。我和我先生希望能认养基督教家庭的孩子，当时有一家三兄妹，家里是基督教徒，但已经有人资助了。后来又有一家有两个孩子的，但李江琳一查，也已经有人认养了。我当然很高兴，因为好心的人真多。

然后我继续看名单，发现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孩、一个男孩，父母都没了，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我想就是他们了。这两个孩子都很小，一个9岁、一个10岁，世伟就是其中的那个小男孩。

两年前，我由华夏文摘的网站，看到中国内地有很多艾滋病的问题，我觉得很难过。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将死，却又不知是什么时候，也没有希望，加上被歧视，我也担心他们会因为恨，把病传染给别人。

当时我也想过该做些什么事，但是网上流传的，却多数是一些同情的消息。我觉得如果每个人能帮一个人，那就好了。我也一直在为这些人祷告，求神为我们打开一扇门。

因为我也是孤儿，目前也还没有孩子，所以对小孩的故事，特别注意。2004年春天，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有一个住在上海的女孩，生了病需要换肾，但当她发现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帮她时，才知道原来自己是被收养的弃婴。当时我透过杂志社写信给他们，也跟他们联络上了。在手术之后，因为脑积水，这个女孩昏迷了十天。这期间，我不断与她的父母保持联系，也一起为她祷告。最后，她奇迹般地醒了过来，前两个月我回上海，还特别去见了她，我也很高兴的能看到她。

以前我也会顾虑，看到报纸上写的一些中国的爱心故事，总怀疑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这一次，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我认为认养孩子是给他们送去关爱，让他们知道有人在爱他们、关心他们。我自己经历过这种事情，20多年前，在我20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但想到这么小的孩子就要面对这种事情，我更觉得我应该帮助他们。

我和我先生一直就有打算想回中国去收养一个孩子，这次正好有这个机会，我想形式上应该是没什么区别的。虽然我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真的收养他们，但目前我是想就先支持他们。未来，就一个基督徒来讲，就是看神怎样带领我们。”

（在出刊前夕，经Linda来电告知，雷晓慧、邹世伟已先由江苏的James于日前认养。由于两地资料未同步更新，导致重叠。对此，Linda表示：我相信他们（东珍）也是在摸索，就像我一样。我很高兴这两个孩子们都有人照顾了，这是神的荣耀！）

每一个被资助的艾滋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故事（6）

丹丹：孩子知不知道我是谁并不要紧 丹丹，成长于中国南方，目前居住于瑞典，与夫人皆为专业人士。在越洋的电话采访中，他对多维记者说：

“2004年12月，透过多维时报在网路上的消息，知道艾滋病孤儿的状况。看到许多孩子生活陷入绝境，书也没法继续读，所以想帮助他们。

我看了一些网站上的资料，给杜欣欣写了封信，想认养两个小孩。但也许是因为太多人也看到了报导，我原先选的两个孩子，已经有人先认养了。后来杜欣欣又给了我一份名单，我就在其中选了两个小孩，我和我太太是想赞助两到三个小孩，现在先两个试试看。我想下一次回国时也过去看看，如果情况允许，也再多支持几个。

我的年纪也不小，以前也曾下过乡，知道农村里的状况。近几年来，每次回国探亲，都会对中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觉得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是很大的问题，也听了许多悲惨的故事。所以这些年来，帮助穷苦的孩子念书，也一直是我和我太太的心愿。

我们现在在欧洲的日子，过的也还可以，帮助几个孩子，不是什么问题。我觉得这种事，要做就要做到位。必须要给他们充足的钱，而且也要一段足够的时间，至少也要协助他们读到初中毕业。

长期帮助一个小孩，尤其是农村的小孩，其它的情况也一定会出现。现阶段来讲，就是基本的学费或是生活费的问题。但如果孩子的身体不好，需要钱医疗，我也愿意帮忙。但我觉得如果是一个长期的帮助，我对小孩的情况一定要了解，要有联系。

我不能提供这些孩子富足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够用就好，多出来的钱，可以再帮助其他的孩子。

我想以匿名的方式支持孩子。对孩子来讲，知不知道我是谁，并不要紧。孩子如果想跟我谈谈天，可以写信给李丹，由他们转寄给我。

我想中国需要帮助的孩子一定很多，这些孩子只是幸运，因为有李丹他们在那边活动。

我知道有所谓假爱心的事情，但是河南艾滋病的现况已是不争的事实。从李丹的网站上，看的出来他们也真的有在做事。我每次寄出去的钱不多，他们的人手也有限，我也不想要求他们为我做太多，但相信他们会主动将帐目透明化。此外，多让孩子在网路上说一些话，让大家认识他们，或是办一些活动，这是有必要的。

NGO在中国的确有困境，因为政府不喜欢任何的民间组织。我建议他们尽量在国内外多做一些宣传，另一方面也应该暗地里多与政府沟通。中国是在进步，我不觉得政府会反对这种事，但是各地地方政府的水平不一样，中间磕磕碰碰的机会还是很多。我相信只要他们始终把目标放在孩子上，政府最后一定会接受。

我希望东珍赶快把系统建立起来，因为看起来他们每个人都很忙，但是真正对外的讯息量却还不足。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捐款，应该要能接受种捐款的方式，像是支票、汇票、网路转帐，或是信用卡等等。

楼兰：只要有人做，我就愿意支持

每一个被资助的艾滋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故事（7）

在中国艾滋孤儿救援网站上，有这样一个孩子的描述：

李莹莹，女，13岁，小学3年级（失学两年） 父亲：2001年去世 母亲：改嫁 奶奶：袁桂兰，70岁

东珍的工作人员继续记录到：到莹莹家时，已人去房空，打听得知她现在住在叔叔家里。三年前，父亲病重，耽误了她的学习。后来父亲的去世，加上母亲的离去，对弱小的心灵打击很大。母亲带著刚出生的弟弟，离开了家。奶奶想留下李家的后代，要求母亲把她的弟弟留下，母亲要求李家可以用钱来赎回弟弟，可是家里只有莹莹和奶奶。现在70岁的奶奶，为了补贴家里的经济，趁叔叔在外打工时，瞒著家人去新疆打工了。

纽约的义工楼兰，一边整理最近刚收到的一些信件，一边告诉记者。“有一个蛮有意思的…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住在新泽西，省下自己的零花钱，想资助一个13岁的女孩。但是这个女孩现在已经有人资助了，所以我请她再另外选一个。”

这个小女孩的信是这样写的：

Hi, this is Lucy. I'm 12 years old in middle school (6th grade) from New Jersey, USA. I'm willing to donate $25 a month for 1 year for李莹莹. I'm donating some of my money to less fortunate people.

Contact me soon! Lucy

P.S. I read the article of the people who have aids on the internet from the Chinese newspaper "The Duo Wei Times" and I hope this helps李莹莹。

本身也是艾滋孤儿认养人之一的楼兰，在去年12月加入了义工的阵容，目前协助与新认养人之联络工作。

谈到目前的工作，她说，“现在的状况是有意资助的人，比我们手边现有孩子的名单要多。而且，也有许多人，看了旧资料，写信给我们，才发现他们想认养的孩子，已经有人认养了。所以，我们又另外在何刚医生的网页上，每天公布最新的认养状况。由于许多孩子的资料还不齐全，所以必须请想资助的人等待一会儿。”

“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立案的机构，所以有些人问到捐款抵税的事，我们暂时无法办到。我们现在也没有律师，所以要真的变成一个非营利机构，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她说明。

对于认养的事，楼兰接著说：“我喜欢小女孩，也选了个小女孩，因为我知道中国人都是比较重男轻女的。而且我现在在女童军组织（Girl Scouts of theUSA）工作，教导孩子要互相帮助。像是这边的孩子寄一些生活用品，给比较困难的国家的孩子。但中国目前并没有这样的儿童组织，也让许多孩子失去了接受帮助的机会。

今年夏天，我在纽约的法拉盛，参加了陈为军的‘好死不如赖活著’的放映会，看完了深受震动。我觉得大人得艾滋死了，那是没办法的事，可是留下的孩子，在生活上一定会有很多困难。我不清处中国目前是如何照顾孤儿，只是为这些孩子感到难过。

后来我从网路上，知道有一个收养中国艾滋孤儿的网站。我当时就想，太大的事，我也做不了，但是帮助一、两个孩子，应该是可以的。后来李江琳就给了我孩子的资料和照片，我认养的这个孩子，真的蛮叫人心疼的。她的爸爸、妈妈都死了，只剩下一个哥哥，由爷爷、奶奶照顾，但爷爷和奶奶也都很老了。我有一张他们的照片，家里面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就两个老人坐在一张破木板床上面。

我在70年代上山下乡时，当时我才十几岁，在北京的郊区待了将近三年。乡村的生活绝对是比城市要苦的多，但那时我作为一个知青，自己的生活也不是很好，也没什么资格去同情他们。

但是现在中国发展起来了，许多城市里的生活比我们这边都还好，但是没想到农村里还有这么多地方这么艰苦，甚至比我当年下乡时还苦。

这个女孩目前才四年级，距离高中毕业还有八年，这的确是一个长期的承诺，也希望他们将来情况能好转。我只是尽一份力量，帮助的也只是个别的孩子。而最主要的，还是希望唤起社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我透过北京的亲戚直接汇款、寄东西给他们，也方便一点。这是第一次，我心里也不是很有底，所以就照资料上说的，汇了120元人民币的学费给她。另外，国内的亲戚也已经寄了很多东西，像衣服、被子和文具。

我选择透过国内的亲人帮助，一方面是方便，一方面也是希望他们能知道这件事。结果对于河南的事，他们果然都不知道。他们甚至对中国艾滋病的现况都不了解，知道的都是官方的说法，关键就是目前国内讯息的传播，还是很不通畅。

目前我留亲戚的地址给他们（东珍），如果孩子有回信、就直接寄到北京。等到确定孩子真的收到钱了，也真的去上学了，我会再考虑更进一步的帮助。

认养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在唤醒一些良知吧！我也相信海内外还是有很多好心人的。我国内的亲戚家里也有孩子，一听说有这种事，都说很愿意跟农村的孩子交个朋友。

国内现在要成立像东珍这样的组织，不但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还被要求先要有一大笔的资金。他们都是学生、年轻人，这对他们实在太难。

李丹他们在做这些事，不但辛苦，还常常受到一些官方的干扰。我不知道他们这样还能坚持多久？但只要有人做，我就愿意支持。

James：我得到的实际上比付出的多很多

在东珍的网站上，有以下两段对话：

东珍：今天又收到了James寄过来的图书13本，2本字帖！ 目录如下：

琉璃同心圆　1本 什么事都在发生　1本 豕与自以为是的猪　1本 小王子　1本 小妇人　1本 唐诗三百首　1本 三字经　百家姓　1本课外美文　2本 天天好故事　4本 防近视同步字帖　2本

其中的”小妇人”已经送给了海艳了，谢谢！感谢顾先生的多次捐助，祝好！

寄去这些书的台湾人James这样对多维记者说：“我相信这个项目的原始目的，是让那些我们认为可怜的孩子，得到一些实质的帮助。但是在我参与了资助的工作以后，我发现自己对很多事的看法都有所改变。例如在金钱消费方面，会考虑到当用则用、当省则省，以前看到一些新鲜的东西就会心动，加上口袋里面的东西也会咬人，就不会多作考虑，但是买回家后往往发现并不实用，或是自己并不需要，这就形成了浪费。现在不然，会先考虑到少数的金钱就可以让别人回到学校，就会让自己克制一些。总的算起来，资助以后，总的花费反而减少了。另外在待人处事方面，也不会那么容易发脾气了，心里得到了平静。这就是我得到的一小部分，其实，得到的实际上比付出的多很多，我要感谢东珍的志工，还有让我改变的孩子们，谢谢他们！”

每一个被资助的艾滋孤儿背后都有一个故事（8）

James1966年出生于台北，目前任职于江苏的一家日商公司。家人都在台湾，由于工作的关系，一年止能回家三、四次。他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今年读五年级。

从2004年10月起，经由与东珍的联系，James陆续资助了五个小孩。对于这件事，他认为：

“以前在台湾时我有定期捐助儿童烫伤基金会，前一阵子曾想过加入慈济，他们助人的理念我比较能接受，但是因为很少回台湾，目前公司又距离最近的分会很远，所以也没法子参加。

我们公司有一半的员工都是中国农村人，尤其是苏北。由于老板希望能多认识员工的家庭，所以常带我一块下乡做拜访。我的感觉是，那边的确是比较贫苦，也可以想像河南当地一定是更糟。

最近有机会看了网路上有关于高耀诘的报导，也看了她连载的一万封信，由此了解了中国艾滋病的现况。后来随著新闻的相关连结，发现了东珍，而在今年10月份知道东珍有这种一对一的认养工作，我衡量了自己的情况，觉得可以负担，就加入了。

一开始我只是试探性地，先认养了一个小男孩。后来也有与东珍的志愿者直接联系，了解当地的状况。每一笔款项，他们都有寄家长写的收据给我，所以我就放心了。

陆陆续续地，随著他们的资料慢慢放出来，到现在我已经认养五个孩子了。这几个孩子里，最大的是个男孩，在读初中；最小的是个女孩，刚上小学一年级。他们如果是缺学费，我就资助学费；如果学校已经减免了学费，但是需要生活费，我就给他们生活费。

比如说，如果是小学生，我每个月会给他们50块；如果是初中生，就是100块。如果是为了学习，要买其它的东西，我会另外给。我觉得我只是尽自己的一点心力。

作为一个台湾人，在中国认养小孩，的确有一些心理上的包袱。因为当地媒体对台湾的报导，几乎都是以负面居多，许多人都因此对台湾很敏感。我不想给孩子这种压力，所以我也要求东珍，暂时不要告诉他们我是台湾来的。

我现在正慢慢将东珍的事情，宣传给周围的人知道，但是我也怕受伤害。以前网站上连载一万封信的时候，我也将文章的一部分打印出来，贴在公司的公告栏上，但是换来的却是冷漠，甚至耻笑。所以认养的事，到现在只有老板和另一位先生知道。但我相信假以时日，随著大家观念的改变，以及孩子来信的增加，我会找机会在公司里面宣传的。

初步看来这几个年轻人还不错，也可以相信。但是就如我在他们网站上说的“热情有余，经验不足！”我认为他们还需要各方面专业人员的参与，才可能长久，进而壮大。

目前的一加一的模式是可行的，但是需要更多的志工，最好是当地人。这几个孩子大多是外地人，河南我不了解，在我所处的江苏，地域观念很严重，会排斥外地人，我看河南也好不了太多。本地人也比较能够深入，很多问题是外地人无法立即了解的。

此外还有资金问题，现在的志愿者凭的是一股热情，但是我认为那是不够的，这必需要以经营企业的方式来做。现在的志愿者每个月50元的生活费，那会把许多热情浇熄的。我觉得最好是由一些现成的基金会直接投入，包括资金和管理方法。

对于其他的资助者，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有恒心与耐心，千万不要认为我给你钱，你就应该写信感激我，不写信给我，我就不捐了。这些孩子受了那么大的心理创伤，对陌生人一定会有自我防卫意识。更何况在农村，信也不一定能寄到孩子的手中，多给他们一点时间，我相信只要持之以恒，久而久之一定能够获取孩子的信任。

我也希望大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多写信给孩子。有时候心理的关爱比实质的金钱来得重要。让孩子重新建立起信心，才能健康成长。

最近因为圣诞节，所以我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封贺卡。说实话，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亲笔用简体字写信。

到今天我共写了两次信给他们，这两天刚接到一封回信，写信的这个小女孩，也是五个孩子里情况最困难的，父母都过世了，靠爷爷奶奶照顾，才念到三年级，就没法继续念了。她的信中这样写到：

‘叔叔，你好！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和帮助，通过你的帮助，我已回到学校。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的有用人才。我一定不会忘了你对我的关心和资助，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希望和信心。

我的理想是长大后做一名警察，或者是一个研究生，来回报国家和你对我的关心。我看了你的来信以后，对我的思想和心理帮助很大，我又鼓起勇气，回到了学校。

我以前担心上学，因为家里的条件不好。我没有了爸爸、妈妈，我跟著爷爷奶奶过，他们已老了，他们想让我上学，家里又很困难，我的心理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有你对我的支持，我又重新回到了学校上学，我想我的理想早日实现，做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我现在的学习成绩慢慢得跟上了，我会努力学习。我爷爷奶奶向你问好，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谢谢你叔叔，我会经常给你写信的。也祝你全家幸福平安！’”

最后，对于这些孩子，James想说“向被帮助的人说声谢谢！你们洗涤了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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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多维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