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前，建利离开波士顿，回到他阔别十三年挚爱的家乡并计画停留十天。然而，他这趟去得却比预期的时间还长。 二００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我的丈夫被羁留在中国昆明。当晚大约11点，我接获一通不知名人士打的电话，告诉我建利碰到麻烦了，当时，我的整颗心沈了下来，眼泪也跟著流出来。十天来的担忧让我几乎崩溃，在这之前，建利每天都从中国打电话给我，我不知道何时可以再听到他的讯息。令我惊讶的是，建利是从他被暂时拘禁的饭店打电话，他听起来很平静，虽然他即将要面对一些难过的日子，但没有人知道前头有什么等著他。他说：「不论我发生了什么事，应该不会有问题。我只是担心我们的孩子们，请好好照顾他们。」当时是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十点钟，也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说话。 一九八０年代，像我丈夫这样的年轻人们都认为，科技会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方式，因此他便到美国去研读数学。当他在加州大学读书的时候，也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运的开始，他受到启发并急於加入那些学生的行列，建利因此回到北京，他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也亲眼目睹六月四日的屠杀事件。 自从经历那次强烈的体验，建利了解到单靠科技是无法让中国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因为缺乏更基本的东西--民主。自此，他便参与促进民主的运动，担任民主中国阵线（Feder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副主席、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共同发起人，透过这些组织运作，他努力推动中国的自由与民主。当他自柏克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便到哈佛继续攻读政治经济学。他周游各地推广他的理念，拜访达赖喇嘛、参加「世界民主运动组织」（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的会议，参访台湾以便更靠近中国，并从海峡对岸观察人民的生活。 二００一年，他从哈佛得到博士学位，并非常感激美国让他受教育、享受自由和机会。当他一九八０年代中来到这里，我们身上仅有六十块美金，负担不起假日旅店一晚的住宿费。现在，我们拥有美丽的房子，一对子女在本区最好的公立学校念书，但是他无法忘记那些远在千哩外的同胞。他对於祖国的情感深嵌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却被拒绝返回祖国的权利，他的名字被列在黑名单上，被拒绝再进入中国，他的护照也因此无法更新。他感到非常沮丧，但是也更下定决心要有所改变。 我无法描述我每天多么地想念他。有天晚上我的儿子哭得很厉害，他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家？我觉得我再也等不下去了。」但是我从未放弃希望，我和孩子们都很幸运，许多关心我丈夫和我们家的朋友们都不吝给予我们爱与支持，我尤其感谢各地朋友对我们持续的支持。 二００三年四月十一日，国会议员Barney Frank和其他议员於议会决议案199号中，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杨建利。请要求您的国会议员支持这项决议案，欲知详情，请参考www.supportjianli.org网页。您的一点点帮忙能为一个女人和她的稚子带来希望，让他们的挚爱早日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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