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道路"：一个值得探索的未来的族群融合之道 ——记第三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暨"中间道路"
潇潇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和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与中国直接有关的各地区和族群的融合对此更有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针对大陆日益加剧的族群矛盾和海峡两岸潜在的危机，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曾于2000年10月举办了"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各族青年领袖研习营"（为第一期"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又在2001年9月25-28日举办第二期"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这次在波士顿郊外Walker Conference and Retreat Center举行的为期4天（11月7－10日）会议，已经是第三期"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除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为主办单位外，协办单位还有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和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等。
因为杨建利博士仍然身陷囹圄，基金会大胆创新、特邀了海内外学者参与策划会议。本届会议的议题就来自中国著名作家王力雄的建议。基金会还邀请了文革史研究的著名华裔学者，宾州狄金森学院的宋永毅先生来参与策划和主持会议。
与前两届会议相比，本届研讨会有一个独特的理论探索的主题，即"中间道路"。这一议题源自达赖喇嘛为解决西藏问题提出的一个战略性的概念。另外，台湾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先生对两岸问题也提出过不谋而合的"新中间道路"的概念。看来，这一提法既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趋势，也极可能成为解决族群冲突的可取之道。但是目前的"中间道路"还停留在单方面的旗帜和口号阶段，因此需要对此进行各方面的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和共识，提出需要研究的具体课题，形成合作和良性互动，同时对以后的研讨会不断增加新的主题和内容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一，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普世原则下走"中间道路"
这次会议共有40余名汉族、藏族、维吾尔族、满族以及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印度、美国、欧洲的青年领袖出席。会议还第一次请到了美国国会议员亲临会场致词。麻州第五区众议员伯尼·弗兰克（Barney Frank）在开幕式上做了一个有关民主和人权普世意义的精彩讲演。他特别指出，中共以及西方的某些糊涂人士强调民主和人权的特殊性和地区性（例如所谓的亚州价值）是完全错误的。对中共而言，这已经是一种掩盖其恶劣人权记录的借口；对某些西方人士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种族歧视。他特别强调，中国走向民主和人权才是解决任何族群冲突的正确道路。最后，他又以杨建利博士的被捕为例，呼吁布希政府不要在进行反恐忘了关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权问题。
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地给大会开幕式发来了他的书面贺词。在贺词中他指出："从一开始我就完全地支持你们的这一会议，因为它聚集了中国的所有族群来探讨通向中国民主的革命性的道路。"贺词同样就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普世意义做了强调："如同我一再指出的那样，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是一种人类的本能，而只有民主和自由才是一种能满足这一人类都向往的政治制度。没有一种一党专制可以永远地压制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任何对于可以导致中国向伟大的自由和民主演变的可行步骤的探讨都将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整个世界都具有极大的意义。"
除了对民主和人权的普世意义的一致强调，研究台湾问题和来自西藏的学者就"中间道路"这一议题做了专题讲演。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北美著名政治评论家凌锋先生在他题为"陈水扁的新中间路线和台海危机"的演讲中对陈水扁的"中间道路"作了介绍。他指出本来陈的"新中间路线"正使台湾民进党逐步转型，使两岸有可能在陈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的"秉持民主对等的原则，在既有的基础之上，以善意营造合作的条件，共同处理未来´一个中国´的问题。"然而北京没有以相应的善意回应，一味武力恫吓，加上台湾在野党火上加油，或联共反台，或一味反"扁"，使陈水扁理性的"新中间路线"实际上没有执行。凌锋也对民进党作为执政党进行了中肯的批评，例如，"须将中共同中国分开，不应有强烈的省籍意识"，"中间路线不是机会主义"，"只要中共推行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化，愿意取消强人所难的´一个中国´前提，邦联制或联邦制是双方可以讨论的议题"。
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也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作了一些介绍。他指出，早在八十年代，达赖喇嘛就提出了这一通过和谈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的"中庸之道"路线。他运用人类的高度智慧，指引西藏人不再把独立作为神圣不可度让的图腾崇拜。相反，西藏人民愿意接受高度自治来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生存。这其实正是中共所提倡的"一国两制"的路线。不过，西藏人民要的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两制"，而不是表面上的"两制"，骨子里的对西藏人民的专制。
在热烈地讨论台湾、西藏政府向"中间道路"理性转型的同时，一个理论问题自然地被提了出来：中共有没有向这方面转型的可能性？例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否标志着中共有向欧洲式的社会民主党转型的可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网络杂志《中国观察》主编陈奎德博士的专题讲演"中共向欧洲式的社会民主党转型的可能性"对此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他指出了中共难于转化为欧式的社会民主党的一些原因。第一，欧式的社会民主党历来认同宪政和民主，并把它们写入纲领，而中共从来没有认同过宪政和民主，江泽民至今还在批判西方民主。第二，欧式的社会民主党历来主张以"大政府"、"福利政府"来压富济贫，解决社会财富不公的问题。而中共则恰恰相反，肆意将财富集中在少数权贵手里，扩大社会的贫富差别，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和社会矛盾。因此，江泽民的所谓"三个代表"不过是权钱勾结的官僚资本威权主义的变型，使人无法看到积极的整个社会的转型征兆。对中共的近年来的经济改革，陈奎德博士作了一个极为贴切的历史比较。他认为这和俄国1905年后的斯托雷平的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斯托雷平的改革也是一种以高度的政治专制带动的经济改革。在摧毁了一些原始的"俄国公社"制后，经济也有一段时间的起飞。但因为社会矛盾反而变得扩大和尖锐，终于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他认为，中国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如果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将来也有爆发动乱的可能性。
二，探索"中间道路"的多层面和多渠道
参加会议的西藏代表菩菁（Bhuchung Tsering)解绍了他随西藏代表团应中国政府邀请访问最近访问大陆和拉萨的经过。他表示，尽管藏人社区对于仍然坚持一党专制和"大汉族主义"的中共是否有真正的谈判善意存有普遍怀疑，达赖喇嘛还是决定以善意回应，派遣他们去访问接触，以实践他的"中间道路"的主张。菩菁肯定了内地在经济改革以来的成就，但也对中国政府把宗教圣地拉萨乱糟糟地商业化进行了批评。
在4天的理论探讨中，代表们认识到"中间道路"不应当只有政治一个层面和一个渠道。在政治高度敏感的中国大陆，或许有不少"灰色地带"可以运作。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邵江提出了民主教育对中国年轻一代的重要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刘绍华小姐解绍了她在大陆云南、四川?ぷ宓厍械挠泄匕滩〉姆乐魏偷鞑楣ぷ鳌Ｋ衔姓庑┕ぷ魍欣谔岣咧泄缁岬墓袼刂屎凸褚馐丁�
原八九天安门事件的学生领袖、现在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丹作了从"司法观察"的角度去推动中国宪政民主的讲演。他已经组织了一批海外的法律专家，对"江泽民以国家主席行使总理职权"，"中纪委的´双规´和朱小华案"等八个重要案件，以中国的现行宪法和法律为依据，指出其违法违宪之处，并设法进行诉讼。这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新方法，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中间道路"的新渠道。
台湾的前立法委员，现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执行长简锡土皆先生认为：在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和自由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NGO）应当是"中间道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考量和步骤。他联系自己的切身经验，解绍了台湾八十年代组织"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湾环保联盟"、"农民联盟和农权会"等NGO的过程和方法。他认为，建构多元的NGO团体将有效地帮助政治民主化，避免社会动乱和崩解。作为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的执行长，他在会议上向两岸领导人发出了题为"给和平一个机会：对两岸和平的看法"的五点主张：1）尊重历史和时势演进发展而成的现状，从现状再出发；2）武力不能解决两岸问题；3）只要坚守和平的手段与目的，统独应是开放的选项；4）以"阳光政策"争取信任，才能进行和平对话；5）两岸执政党都应与时俱进走向民主政党。
美国波士顿爱因斯坦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世界有名的非暴力抵抗的研究专家吉恩·夏普博士也应邀在会上作了"在非暴力抗争中得到解放"的演讲。除了解绍自印度甘地到推翻南斯拉夫独裁者米洛塞维奇的群众运动的斗争具体方法，他强调要看到独裁者的软弱和非暴力抵抗的正确战略。他指出原理之一的"非暴力抗争实质上是一种人民对传统甚至独裁者制定的法律法规的一种公开的不服运动动"激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同感。大家纷纷想到了中国大陆最近刘晓波、万延海、任不寐等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最新网络恶法表示的"公民不服从运动"。或许，这也正是中国大陆非暴力抗争的一种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在论争中深化和丰富对"中间道路"的正确认识
会议主持人宋永毅先生在开幕式上便指出：本次研讨会决不是文革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间道路"是一个目下尚无定论的研究课题，需要与会者一起通过共同探索和争论来深化和丰富。整个会议自始自终洋溢着热烈的学术讨论的气氛。
11月8日上午，会议在哈佛大学进行。由哈佛燕京学社出面邀请了东北大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苏珊·奥格顿（Suzanne Ogden）作"民主在中国"的专题报告。这一报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绝大多数代表不同意她关于不要用西方的民主、人权标准去衡量中国政府的"新观念"。代表们尤其反对她在研究中得出的似乎"民主有害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错误观念。就她的研究方法、统计数据等等，代表们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学术见解。
会议在11月9日就"中国各族的人权现状"，"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和中国的民族冲突"，"中共的´一国两制´和未来的民主中国"等三个专题进行了讨论。来自香港的代表对中共的"一国两制"的虚假性和香港近期的政治变化，尤其是所谓23条"颠覆罪"的实施进行了尖锐的剖析。但是立刻有代表指出，既然中共的"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证明不行，台湾人民也决不接受，西藏人民为什么仍然认为可以接受。西藏代表解释了西藏人民和文化对达赖喇嘛智慧的相信和他们解决民族冲突的善意。
在讨论"中国各族的人权现状"时，来自新疆维吾尔族的代表表达了他们的民族自主的诉求，但他们也同时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的条件下，这一切才有重新审视和探求的可能。然而，他们所提供的历史事实，如1949年新疆解放前苏联斯大林和中共共谋对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军所有领袖们的杀害，目前新疆所谓"恐怖活动"的真相等等，都使与会代表对中国族群问题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有了充分的认识。
会议还特邀杨建利博士的妻子傅湘博士与会解绍了营救杨建利的情况。所有代表在11月9日签署了给布希总统的公开信。要求布希总统运用他的影响力迫使中共尽早释放杨建利博士，使他早日返美与家人团聚。
经过四天的讨论、对话、交流和联谊活动，来自各族群的代表们了解了彼此历史、文化以及目前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并由此而建立起个人友情。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友情和理解不仅促进了彼此的信任，更为消弭不和，减少、甚至防止在政治变革中族群之间极易发生的流血冲突，建立民主政治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这项活动还得到了海内外各界的关注和赞誉。参加会议的贵宾有美国民主基金会的亚洲高级专员高宝玲女士（Louisa Coan)和马利莎·伯奇小姐（Melissa Birchard），台湾波士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刘志攻博士和印度驻美使馆公使冉纳德(Ranade)先生等。
(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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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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