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党报说不的经过(下) ──维权与抗争──

刘飞跃


公开信发出的当天,我就找到学校报刊管理员,告诉他今年的《随州 日报》不要给我送了;我也不会来领。2003全年的《随州日报》我就 这样没再领。由於当时不敢想国内的媒体会报导此事,这封公开信除 了寄给全国人大外,通过网络寄给了在美的华人电子刊物《新世 纪》,《新世纪》很快刊出。

公开信发表是在岁末,学校很快进入期末考试。就在考试这一天,我 找到学校分管“政教”工作的副校长,告诉了他公开信的事。我之所 以告诉学校,是因为党报毕竟是学校强迫我订的,以后要想拒订党 报,也要通过学校。讲了公开信的内容后,我对他说:“2003年上半 年的订阅费扣了就算了,但我要求下半年不能再强迫我订了,否则我 就要按公开信上说的做了。如果学校确实有困难,完不成任务,我自 己到邮局去订。”听完这些,他先是诧异了一下,然后很快地说: “你这个想法可以,我同意。订报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我曾经建议有 关部门,如果党报经费实在不足的话,可以发动大家捐款,不要强 订。学校也有难处,你不要采取过激措施。”在找这位校长之前,我 设想了种种结果,没想到他这样说。我记得那天中午回家后非常高 兴。

很快到了放寒假的时候。在学校最后一次例会上,我把这封公开信散 发给了一些老师。老师们很激动,纷纷说,“搞得好”,“XXX太 不像话了”,“强迫订报不就是为了钱吗?”有的老师还由此谈到了 其它问题。就是在这个例会上,我突然听到学校一把手借很久以前的 一件事不点名地批评起我来。从后来了解的情况来看,他大概是认为 我拒领党报“欺人太甚”。但我不管,既然没和我明说,我就相信那 位副校长的承诺。

当年除夕,我接到在美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电话。他们表示对此事感 兴趣。中国人权新闻稿散发面很广。我后来看到香港《民报》也刊载 了这个消息,并且记者还打电话到随州市委办公室。办公室工作人员 居然否认有一家订多份《随州日报》的现象。

正月15晚上,我接到《中国青年报》驻武汉记者站张站长的电话。他 说,《中青报》编辑部看到了这个消息,并反覆讨论了此事。请我把 公开信正式给他们寄一份。我在给他们的电邮中写到,“最好不要刊 登,订党报可是下了红头文件的”。当时主要是顾虑安全。现在看来 我也许是低估了国内媒体的良心和勇气。

2003年上半年开学后不久,我们曾都区教委办公室的一位主任,突然 打电话给我,说公安局找他们了,要我不要再闹了。后来他又给我妻 子打电话进行威胁劝阻。

2003年非典肆虐,我们学校6月中旬就放暑假了。临放假前,我又找 到那位分管“政教”工作的副校长,告诉他马上要订下半年的党报 了,我还是坚持我以前的观点和要求。他面露难色,但还是说好。暑 假期间,我又给他打过一个电话。他支支吾吾地说正在外面学习。 2003年9月开学后,从报刊管理员那里得知我仍旧被订了半年的《随 州日报》,虽然是意料之中,但仍很气愤。9月16日,我手中拿了一 个月的《随州日报》,借机来到校长办公室。刚好那位副校长和另一 位校长在,我对他们说:“你们有能力扣我的工资订党报,我就有权 利对这种侵犯我人权从事抗争。我说的话是要兑现的。今天我把这些 《随州日报》退给你们,以表明我的态度。”那位副校长有点难堪, 自嘲地说,“你这是送报纸来给我们看。”

2003年全国开始了报刊征订大整顿,县级党报被砍。我虽然不敢说这 是因我而起的,但至少说明我的这次非暴力抗争不是无的放矢。这次 行动,我周围的许多普通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能在他们当中有点影 响,我很看重。

2004年初有几个人告诉我,“在今年的党报发行会上,《随州日报》 社长刘XX说了:“刘飞跃不想订党报,不要他订好了。”但我还是 被扣了工资。这就意味着我的抗争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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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民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