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与抗争：我向看病贵说不的经过刘飞跃 “读不起书，看不起病”是老百姓街头巷尾尾议论的热门话题，提到看病我就想起我的家庭和医院打交道的五年时光，就想起许多人因病而贫的凄凉景象。生命、健康我们最基本的人权，我们自己不来维护谁来维护？看病贵、药价虚高，我们不来抗争谁来抗争？ 通过互联网我很快查到了许多与药价虚高、看病贵的相关资源，从这些资料中我了解到政府在公共卫生投入、药品最高限价、医疗体制设计、医疗机构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从源头上造成了看病贵、药价虚高。经过一段时间思考，我决定向政府发公开信，把我们的意见、诉求表达出来。可一个人的呼声很小，我决定走上街头征集签名。 （1） 第一个签名诞生记 2003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第一次出门征集签名，心情有点忐忑不安。下午天气太热，街上人很少。我首先来到新华书店，书店里人很多，我在里面来回转了两圈，发现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人，一个人在那儿看书，我扑了过去。 “您好，打搅一下，我正在搞一个签名活动，您看一下，签不签自愿。”我把签名信递给他。 小伙子稍感意外，“你是在搞社会调查吧。” “不是。是在征集签名。”我说。 “你怎么会想到搞这个签名活动？”他问。 “是这样的，我本人曾长期是个病患家属，对看不起病深有感触。您可能对看病也有体会，有时候一个小感冒到医院往往得花去几百元甚至更多。这种状况不改变咱们老百姓谁受得了。” “我征集签名就是要把咱们老百姓的呼声表达出来。凡正又不是什么违法的事，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了我们有批评、建议的权利。我相信签名的人多了，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关注，一定会有效果。”这些话我在以后的签名过程中反复说到。 “现在看病确实太贵了”，他边说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第一个签名顺利搞定，当时心情大悦，胆量也大了许多，于是很快在书店签下了几十人。 美丽的白云湖 白云湖是随州的一个人工湖，由于座落在市区，平时又有人在此垂钓，因此很热闹。我征集的五百多个签名中有一半是在这儿签的。这个地方不仅签字率高，而且发生了许多令人感动的事。 有一天中午放学后，我在白云湖征集签名，遇到一位30多岁的男子，他看完签名信后，二话没说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好后硬是把座位让给我座。“这是个好事，早就该搞了，感谢你。还有一件事，就是娃子读书，太贵了”，他说这话时，语气非常肯定，临走时一定要给我点支烟。 有一次签名，遇到一位50多岁的男士，他看了签名信后竟然大发雷庭， “有什么好签的，假的，几十年都是假的”。我忙向他解释，这次签名不是政府行为，是我个人发起的，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他听清楚后爽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向我道谦。 有一天在白云湖我正向几位陌生人解释签名的事，一位老者打此经过，他驻足听了一下，大概是搞清楚了我们的意思，拿起笔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就走开了。 白云湖是一个休闲的场所，经常有一些热恋的情侣在此玩耍。有一次我看到一对恋人，踌躇了半天，我还是把签名信递了过去。女伴好像有些不高兴，男士看完后连说：“这是一个善举。我们支持。”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他还主动向女友解释签名信的内容，并要求她签。在他的感召下，女朋友也爽快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2）酸甜苦辣签名记 我签名签的最多一次是在一个工厂小区，里面下岗工人很多。那是一个上午，小区里工人们三三两两在聊天。我把签名信首先递给了一个60岁左右的老工人，签名信他大概看了一半，就非常激动地喊了起来：“张师傅、王师傅，你们快过来签一个 ”。于是一下子过来了一、二十人，大家纷纷签名，其中一位师傅说：“我那位老伙计不在，这么好的事我替他签一个行吗？”我说：“不行，签名一定要真实，签字的笔迹要不一样”。签好后我还和师傅们聊了一会，《南方周末》报道中谈到的“有些药像糖水一样，治不了病也死不了人”就是从这儿来的。 有一次我在医院签名，遇到一对夫妇抱着一个小孩坐在医院走廊里，我想这一定是来看病的。于是我把签名信递给了丈夫。他很仔细地看完后，抬走头，语气坚定地说：“我不签”。我有点诧异，我还没有遇到这么坚决拒签的。过了一会儿，我听有人喊那位丈夫：“刘师傅，急诊室的灯坏了，你赶快去修一下”。原来他是医院的职工。 在签名的过程中，最令我感到困难的是一个星期五的上午，天下着毛毛细雨，我往来于火车站、汽车站征集签名，一个多小时下来竟没有签到一个。我当时感觉这事做不下去了。后来一想，人出门在外，警惕性是要比常人高。 这次签名还有一点遗憾，我没到农村去签。但我在城里找过许多农民工，他们往往能讲出许多看不起病的例子，但签名时却不太勇跃。 整个签名应该说签名的比例很高，大约占80%，拒签并不重要，但有些人拒签的理由让我感到心痛。 “签名没什么用，胳膊拧得过大腿？” “签名给钱吗？给钱我就签” “别掺乎这些事，个人把自己日子过好就行了”。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对他们说：“表达观点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中国正是因为咱们老百姓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不愿抗争，所以像‘看病贵’这些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才会越演越烈。” 半年的签名经历不仅锻炼了我的社交沟通能力，还使我对社情民意有了一个更准确的把握。 公开信发表后的反映 2004年1月14日我把543人的签名信用挂号信和电子邮件同时寄给了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国家药监局和中纪委，随后还寄给了一青年报，该报没有回复。后来此信在海外由中国人权进行了散发，国内第一家报道的媒体是《南方周末》。随后国内外又有多家媒体报道，主要有山东电视台、齐鲁晚报、香港《民报》、《太阳报》、《南华早报》、《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等。广州〈新快报〉3月底又连续两天进行了后续报道。 公开信的消息在海内外披露后，我周围许多人给出了积极评价，由于这件事的影响，以前对我不太理解的一些亲戚、朋友、同事在态度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同时我还收到国内外大量热心朋友的来电来函。西安的一位现役军官辗转找到我家的电话号码，谈了许多对医药的看法，最后他还批评我的公开信太客气了、不够严厉。美国的一位华文教授深夜4点打来电话给我提了四条建议。在众多的群众来信中，有的表示声援，有的谈了看法，有点的要求签名。下面摘取其中一封： 刘飞跃同志，您好，我叫罗××，住广东佛山市……，我是一个63岁的退体工人，多年得了糖尿病，每月退体金500多元，光吃药就已经花去了½，为了维持起码的三餐，根本无法加强营养，因此手足并发症也出现了，每天生活十分痛苦，早有了厌世的念头。今天在《新快报》上看到你的正义之举，我们广大患者奔走相告，决心和你站在一起。我已把多人签名的信寄给了发改委，还将继续努力。 每当面对这一个个热情洋溢的电话、信件，我只有一个想法：把维护生命健康权的行动坚持下去。并努力把它做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