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策的选择吴倩 一， 从未信过共产主义 王策是我所认识的同时代人中的一个异数，他曾经对我说“我没有一天信过共产主义”。 八九年初，我去纽约观察那次海外民运第一次纷争时认识王策。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种迥然不同于内斗场上的人，仿佛在“红卫兵”时代曾经被密封起来的一个人。由于家学渊源和他的喜好，华夏大化在他身上沉淀深厚，有一种“穿过而超越”历史反常期的历史衔接感。所以，他虽然是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但是却又不是“书呆子”，因为作为“文革一代人”在年少时就经历过中国当代政治的大风大浪。 一个人信仰什么，什么就成为他心灵的主宰，思想，精神，人格无不被他的“信仰”所影响。王策不信共产主义，不信阶级斗争的理论能为社会带来安宁和福祉。故而，他未被塑造成“阶级斗争人”。在他身上显然少了一些时代特徵，比如理想主义加好斗，比如惟我独尊、争当老大的“霸气”，比如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式的急功近利和无法无天，还有就是不负责任的谎言等等。 当然，笔者不是以“功德”为冠冕，来表彰他对共产主义的“不信”。只不过是，沉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他身上所形成的人格素养，令人不得不怀念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哪些优秀的品质。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全面摧毁之后，这样的品质就显得物以稀为贵了。 如果说，在经历“政治运动”的火炼之后，尚有金子般的人留下，如果说，在经历非凡的历史人生历炼，本时代终究会有不同形态的思想、精神、文化艺术的结晶品形成，我相信王策会是其中之一。 二、选择信仰耶稣基督 虽然王策有比较完全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但是，显然这套价值观令他不能满足，到美国后，在夏威夷大学读书期间，他做了一个新选择，就是信仰耶稣基督。 基督教的信仰是直指人的根基的，是对人的行善能力彻底质疑的，也是首先将人的本来面目撕开不顾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奥秘之一，就是对人性的彻底否定并给予人一种救法。这种对旧人的否定，使得人不必“装模作样”自欺欺人，永远处在内在矛盾中，不能战胜自己，在一个全新价值面前俯首、羡慕、渴慕被救赎，也就是说，一个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需要被纳入创造他的那个创造者的规律中的一个这样的人。 人不能使上帝伟大，而上帝却能在满是罪恶的世界上，在满是缺陷的人群中，兴起信 的人，而使他改变，从而伟大，从而使世界改变。 这个信仰对于我们中国人尤其重要。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的暴虐和毁坏，其实从反面见证了不同信仰的后果。我们可以简炼地指证出，在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背后的发生作用的价值能量，这就是共产主义信仰背后的“仇恨”的摧毁性的能量和耶稣基督信仰的背后的“爱”的复兴能量。 在中国，从来就不缺救世者。可是，有多少“救世主”转眼就成了欺世者、盗世者。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缺少一种文化，就是救赎文化。 王策在综观中国文化的正反两方面的得失之后，而且将之放在他所经历过的中国当代历史的冲击下考量，这个冲击就是共产主义信仰以及文化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冲击。这个考量就是将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价值放在有史以来最恶质的价值观的挑战下所呈现出的懦弱不敌。他终于选择了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从此，他开始经历从“道德文化”层次到“永恒生命”时层次的人格变迁。 三、选择冒险回国 王策擅长从事理论研究，考虑问题，总是从大处着眼。这样的人 坏┟娑允导适挛镏幸恍┧挡磺宓啦幻鞯娜耸戮婪谆蛞恍┧鏊鏊樗榈睦Τ逋痪拖缘檬治薏摺Ｔ诿娑院Ｍ饷裨恕澳诙贰钡睦Щ笫保菟低醪咚艿纳撕Α⑼纯啵钏奘巢话病０凑账男愿瘢羁赡茏鞯难≡窬褪墙饧坠樘铮缧矶啻雍Ｍ饷裨酥型艘娜艘谎涓銮嵯小?/P> 然而，王策到底不但没有落入“内斗”的陷阱，没有去反攻攻击他的人。就连一篇见报的自我辩解都没有。更进一步，他选择了冒险回国。 从他选择的方式和去见王有才即可知道他似乎存心要去坐牢的。在他的身上有“宁可天下人负我，而我却不负天下人”的悲悯情怀。要说书生气这就是了。当然，以一个领袖人物来衡量，笔者实在不敢用什么勇敢、智慧、成熟等等字眼来恭维他。但是，令人感动的是，在他实践他的政治理念的起步之时，他首先摆上的是人格的份量。在他被选上民阵联／自民党主席以后，几乎每一步，每一天都在两种价值观的撞击中倍受煎熬。一个政治人物的品格是会影响他所从事的事业的品质的。
而当一个书生将他所以为得到的真理交付社会的时候，接着就要面对被检验。王策渴慕向社会介绍的一套关于“爱”的价值能量。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他所受的折磨正是一个重生之人的十字架之路，就是一个真信耶稣基督的人必付出的代价。他所信的天国价值和世俗价值是为敌的。而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也决不是靠世俗运动能成就的。然而，世俗运动却提供了彰显天国价值的历史舞台。世俗运动终究是过眼烟云。而身恭其中的人们能否悟出永恒的价值并存留这价值，却是 我们不应在乎王策有没有救得了中国，而在乎他有没有从文化道德人格被提升去经历永恒生命的人格，有没有在颓废糜烂的世纪未活出新世纪的生命品质来。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必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产生影响。 四、选择“从政”与“反政治” 王策最早是在广州中山大学学习哲学，后来到美国洛杉矶加大读文学，再后来又到夏威夷大学攻读政治学。笔者不清楚选择学习政治和从政，是否他的初衷。只是他曾以“拧不过命”来调侃自己。 我们知道“政治”于中国人，尤其是当代中国大陆人，决非一个字典上的一个概念而已。“政治”于中国人，是禁忌，是挥之不去的“梦魇”。自中共统治大陆以来，每一个中国人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地曾经生活和被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下。但是处境的无奈，已经使人习惯于自欺。尤其是知识分子，“不谈政治”是信条，“不搞政治”是明智。是故，“中国当代政治”这头怪兽，真是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 我们所经历的社会生活，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那就是党魁吞没了党，党吞没了国家，国家吞没了社会，而个人则如同草芥一般失去自我。共产党控制了所有的人、所有的社会团体、所有的社会资源，整个社会如同一座大监狱，个人如同被浇铸在一块一块水泥预制板里，灵魂的窒息和个人生命的萎缩是必然的。因为人人曾被逼迫“从政”，人人曾被迫成了政治动物。“政治”让中国人民厌恶到了极点，以至于几乎所有的人一提“政治”就“谈虎色变”，而这头可怕的“政治怪兽”便越发变着法子折腾人。 王策这个和中国以往那种黑暗政治完全不相干的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投身政治，不由令人想起许多在历史上曾经留下脚踪的志士仁人。 这些人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舍己心的，这是需要勇气的。这个勇气最大的意义在于他要扭转“政治”，对“政治”正本清源，让社会中人若关心政治就意味着关心社会公义、社会公益和社会公意，也就是说关心政治就是关心自己和自己家庭子女的生活环境和切身利益。 “反政治”作为一种新的政治观念在东欧共产主义解体后已经出现。捷克作家哈维尔提出的“反政治（ANTI-POLITICAL POLITICS）”的观念。他说：“我赞成反政治的政治，这是政治不是作为权力和操纵的工具，压制人的控制论规律或实用艺术，而是作为追求与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的方法，保卫这样的生活，并为之服务。它在本质上是人道的，是对同胞的，可以人道地来衡量的关怀。我想，这种政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但是，我仍然坚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注1） 哈维尔还有一个见解特精辟和智慧：政治人物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以及它的潜势的体现。同时非常矛盾的是，相反的说法也是真的：社会是它的政治人物的一面镜子。（注2） 这个论点真是概括中共统治下的两个阶段，毛时期的面貌，阶级斗争至上和浪漫主义的混合的恐怖滑稽的理想主义以及邓小平时期的面貌；不管白猫黑猫能逮着老鼠就是好猫，即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前者空腹险峻后者饱腹糜烂。 对中国大陆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政治人物毛、邓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党有系统地动员了人类最坏的潜能，中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不但有责任感更重要的是有德性的政治人物。他们必须是具有大德大善大智大勇的人物，有倡导社会优良风气和政治文化的责任。我们目前不能确定王策会是这样的政治人物，但是，起码就我们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不尚空言，努力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的一个人。当然，老实人问政的困惑在他身上，如同以前笼罩在中国模式的政治生态（黑厚学）架构下的许多书生所遭遇的一样，如陈独秀等比比皆是。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从政的人要么就是流氓，要么就是牺牲品，要么就是尽被人利用的傻冒。于是，中国社会仿佛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时时处在贪图一时苟且，随即要付出代价的惶恐之中。也就是，中国人越来越不相信做一个老实人有用和可贵的原因。但是，象王策这样的老实人在当代政治中又出现了。 王策们所从事的政治，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是民主制度的开创期，是为中国奠定一个光明政治制度基础的事业，这样的开创性事业，若不以忠诚老实的人为主脑，这个事业是不会成功的。 中国大陆，不怕不老实的人越来越多，就怕连一个老实人都没有了。当年，马丁路德一个人，向整个罗马教廷挑战，竟震动了漫长的中世纪黑暗。那就是一个关于老实人的价值的故事。马丁路德个人并没有什么能量，但是，他对真理的洞见、忠诚和信靠，使得真理之光和上帝的大能籍着他蹈入黑暗，颠覆了魔鬼的势力。 王策的政治理想之一是将对同胞的爱结合到政治实践中去，以产生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美国的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在他的一篇题为“我们将何去何从”的演讲中，对如何将爱和政治权力相结合，做了精辟的阐述，他说：“历史上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把爱的观念和权力摆在两个对立的位置。因而，爱即表明放弃权力，权力则否定爱。就是这种误解，导致权力意志的鼓吹者尼采力排基督教爱的观念。同样的误解，导致基督教神学家们在基督教爱的名义下，排斥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现在我们应该重新摆正它们的关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没有爱的权力是鲁莽与滥用的，没有权力的爱则是多愁善感与贫血的。权力最好的状态是以爱来实践公正的要求。公正最好的状况就是以权力来纠正一切违反爱的事物。这就是我们在前进中必须要认识到的。”（注3） 其实，爱与权力的结合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中曾经很好地彰显过，那就是孟子所主张的以不忍人之心为政的“仁政”，先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无不施行“以不忍人之心为政”的“仁政”。但是，因为制度的缘故，不能保证“仁政”代代相传。国父孙中山先生也曾秉承这样的理想奋斗一生，他溶合基督教信仰并继承中国文化之精神创立三民主义。 五、重生的中国 王策在夏威夷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期间，在选择耶稣基督作他个人的救主之后，撰写了一本论文：《中国重生之路》，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化精湛的认知，对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人的关系，对中国文化的政治学习层面的剖析；对黑暗的中国的病根的追根寻源都做了系统性的研究和阐述。他并没有停留在反对现存制度这个层次上，而是为处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个人、社会的更新贡献了新价值，使长存发展的基督教文明在中国的落种恒新找到了突破点。 好像是安排好的一样，就在这礼崩乐坏之际，世纪千禧年到来了。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这预示未世的到来。可是，对于长久以来，漂流在世界文明之秩序之外的中国来说，却是上帝之手正在介入中国历史进程。细心观察中国情势的人士不会不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近二十年来基督徒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尤其在乡村。 一个社会转型期必然到来的时候，这个社会实在是需要一批新人带领人们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王策关入牢狱已然一年，但是笔者相信，目前他的处境正合适他的内省和从不长的从政经验里去反思他的论文。 圣经故事《出埃及记》给我们一个启示： 第一代以色列人在神仆摩西的带领下，从埃及到迦南地，上帝本来规定的只要十五天的历程，竟然延长了四十年。而且连摩西本人都没有能进入迦南美地。这真是令人费解。可是单看中国近百年的蹉跎史，就不令人惊讶了。 如果我们把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同伴比作是摩西时代，那么，中国人在“迦南”之外，又漂流了近百年。如果将我们这一代比作是约书亚一代，那我们真是名符其实地在旷野上漂流了近五十年。过去的苦难和困惑实在是为了如今的觉醒付足了代价，前人已走完第九十九步，几乎为所走不通的歧途流尽了血液也树立了界碑。 但愿，也相信如此，前五十年上辈人，后五十年这辈人在旷野漂流的代价能使如今的约书亚们不必在“十五天即抵达迦南美地”之外徒劳往返。 注一，.王策释自Vaclavhavel，“Antipolitical Politics”，in Keane, Civilsociety and the State, p. 396 注二，哈维尔：“失乐园”，载《民主中国》第十期 注三，王策译自Martinlutherlingir, Atestment of Hope, 1986; 24 （《新闻自由导报》第305期 2000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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