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的准则

杨逢时


【HP注】 北美“世界日报”在过去十年里多次报导和刊登汪成用、杨逢时夫妇的消息和文章。根据“世界日报”,汪成用是1949年之后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作曲硕士,他来美后取得斯坦福大学电脑作曲博士学位。杨逢时的父亲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她是1949年之后第一个在美国取得作曲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人(芝加哥大学)。

  【注:二零零一年八月,我用英文写了一篇“This is My Spirit”的短文。最近,我把它译成了中文,愿在“六四”十三周年之际,和朋友们分享自己的一点心灵感受,也是对“六四”又一年的纪念。】

  作梦也未曾想到,有这么一天,我,一个用心血与热情在西方向世界介绍中国音乐文化的音乐家,会被关在自己故国的大门之外,而成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persona non grata)。

  我是一个作曲家,指挥家,钢琴与竖琴演奏家。一九九零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在美国获得作曲博士学位的女音乐家。一九九三年,我创建了东西方音乐艺术团,一个非盈利的演出团体,立志于用音乐艺术搭起东西方的桥梁。作为该团的音乐总监,在过去的八年期间,我带领乐团在芝加哥地区举办了无数次大型音乐会。我们的节目赢得了社区高度的评价与支持。

  出生于上海一个半音乐家庭,年轻的母亲,一个中学数学教师,六十年代因病而被劝退永久离职,父亲则执教于上海音乐学院。从幼年开始,音乐似乎就自然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然而在那最为灰暗,混乱,悲惨的六,七十年代,童年没有色彩,音乐没有灵性。但是父母还是设法引导我走进了音乐的圣殿之中──西方古典音乐,一个在当时孤独与危险的世界。自从父亲给了我第一次钢琴课,音乐就伴随了我的成长,至今我也没有离她而去。

  带著要摘取最高学位的理想,我来到了美国,希望著有一天能把我新学的知识带回到自己的故乡。但是,一九八九年那个冰冷的夏季,天安门前的坦克碾碎了我的梦幻。当六四惨案终於发生而夺去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时,我哭了。当时的我正在写著毕业作品,“幻想序曲”就此献给了天安门的勇敢者们,以颂扬追求自由的“天安门精神”。我的生活也从此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我决定留下来,留在这片崇尚自由的土地,这片为每个人提供了实现自己梦想和机会的土地。一九九六年,我宣誓成为了美国公民,美国便成为了我所挚爱的新的家乡。在我感谢上帝赋予我这新的生活与新的希望的同时,天安门前那血腥的悲剧却无论如何挥之不去。因为这场悲剧,在中国还有无数的家庭,十二年来一直忍受著不公平的遭遇而艰难地活著。

  这些年来,我一直存放著一份部分天安门遇难者的名单。每当看见这些陌生的名字,我就禁不住想到了他们的家庭。失去了仅有的已上高中的儿子的母亲正在向世界呼吁不要忘了他们。是的,我无法忘记,我无法忘记这些十二年前本不该逝去的年轻的生命,无法忘记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庭,至今仍不能公开表达他们对死者的纪念。天安门的悲剧打开了我的视野,撞击了我的心灵,使我从此猛然觉醒。在我生命中的第一次,我感到目光如此之清亮,感受如此之深切。

  我要用我对音乐的热情来表达我的感受──上帝珍惜每一条生命。追求自由是全人类每一个种族及每一个民族应有的最基本的权力。崇尚生命,则成了我音乐创造最为基本的灵泉。

  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我常在六月份举办不同寻常的音乐会。我创作改编或安排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节目,有乐队与合唱,有诗歌配乐,有独唱与室内乐,也有短剧与演讲。十年之后,我的大提琴协奏曲“九九交响诗”于一九九九年诞生。这是一首缅怀之歌,一首希望之歌,这更是一首生命之歌。像彩虹,音乐把我的心与那些受了伤害的家庭紧密地联在了一起。我要用音乐来告诉失去了孩子的母亲们: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我更要用音乐来告诉我的故乡:我仍在日夜牵挂著你。

  一年年过去了,我居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却正在为此而付出著代价,即失去了回国看望亲人的自由。二零零零年的秋天,我准备回上海去看望八年未见面的八十四岁高龄的父亲。他因生病住院,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可我的签证却毫无理由地被拒绝。几个月过去了,我一次次的询问如石沉大海。又是一个六月,那是天安门惨案的十二周年。我问自己,我是否还应继续纪念这个日子?回答是肯定的。自己失去回国看望亲人的自由的经历,使我对他人的痛苦有了更深切的体验。专制主义也许可以控制一个人的身体,限制一个人的行动,但绝不可能控制一个人的精神,限制一个人的思想;它也许可以剥夺人的基本权力,但绝不可能剥夺人之间相互关怀的一片爱心。而更重要的是,它绝对不可能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滥用权势,企图恫吓人们对生命赞颂的自由,这份我视为最珍惜的并愿尽全力捍卫的自由。

  六月三日,二零零一年,我回到了母校芝加哥大学的校园。东西方音乐艺术团在这里呈献了纪念“六四”十二周年的音乐会──“纪念六四,天安门”。当音乐开始的时候,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不知何时我的音乐才能在故乡演奏,不知哪年哪月我才能见到年迈的父亲。但深深的祈祷给了我不可动摇的信念:只要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勇敢地站出来为真理而呐喊,为自由与正义而奋斗;只要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坚持原则有勇气地生活,这样的日子就不会太远。

  我是个音乐家,我不懂政治。但我深信,这不是政治,这是良心。作艺术家难,作一个人格高尚完整的艺术家则更难。我可以放弃我的音乐生涯,但我绝不可能用灵魂去作任何的交易。这,就是我的人格,这就是我生活的准则。

  我为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而遗憾,但我却对保持了自我完整 的人格与纯洁的灵魂而感到自豪。

--------------------------
原载《C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