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14周年祭】曙光尚未显露

张良

今年的北京"非典"事件颇有些类似14年前的六四事件。它爆发在春夏之交，即六四以后中央定性的四五六月政治"敏感期"内，也是对最高当局在危机状态下的最严峻的政治考验。然而，六四危机与"非典"危机的处理方式和结果却是迥然不同的。六四事件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一开始就强调冷静、理智、克制、秩序，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面对以学生为代表的社会各界要求新闻界如实报道学潮的呼声，赵紫阳说，"在报道学潮这个问题上，报社主编有权决定可以报道什?，或不报道什?。不一定事事都要请示。"并强调，"要向首都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讲清楚，新闻报道一定要说真话，千万不要制造假新闻，不能隐瞒事实。新闻报道要真正做到：客观、全面、真实、及时"。正是在赵紫阳的大力支持，胡启立、芮杏文的积极推动下，千人一面的新闻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色彩，从而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舆论最为宽松的时期。然而，当时的中国被权力至高无上的元老集团把持著，名义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赵紫阳在元老集团和李鹏势力的夹击下，最终以"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罪名"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遭软禁，北京混乱的秩序最终在坦克和装甲车沾血的履带下得以恢复。中国为此付出了国际经济制裁、国内全面停滞的沉重代价。

这次北京"非典"，正好爆发在"人大政协"两会召开，新老政府换届之际，当时的第三代"核心"一门心思集中在如何保全自己的军委主席职位上，强调"政治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从严控制新闻舆论，从而给北京"非典"细菌传播、扩散提供了一个足够充分的时间。当"核心"派卫生部长、曾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的张文康在4月3日记者会上称，"非典"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戴口罩、不戴口罩，我相信都是安全的"，302医院蒋彦永医生终于凭良知站出来，用事实戳穿张的谎言。至此，北京疫情已接近一发不可收拾的临界点。面对沸腾的民怨，几近失控的疫情，胡锦涛、温家宝当机立断。胡锦涛于4月10日南下广东，到"非典"发源地亲自调查。温家家则于4月13日在北京的会议上，神情严肃地坦承："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是对我们党和政府应对突发事件、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又一次严峻考验。"并于4月15日由国务院向北京市派出督察组，一家一家医院进行核对，一个患者一个患者进行登记。当时的胡、温正可谓如履薄冰，似临深渊。4月15日，胡锦涛从广州返回北京当晚，胡温进行紧急磋商，决定于4月17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并下定了撤销张文康、孟学农职务的决心。

4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是北京"非典"危机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胡锦涛、温家宝领导处理"非典"危机的全权，并迅速提高了胡锦涛、温家宝在民众中的声望，也湮没了第三代"核心"在民众中的声望，北京民众甚至这样讥讽"核心"的"三个代表"："非典代表特种病毒的发展要求，代表恐怖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野生动物的根本利益。"据悉，温家宝在这次会议上对卫生部和北京市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温家宝说，"卫生部的工作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和薄弱环节。最明显的是：疫情信息不畅通，统计数字不准确并且大大低估；卫生机制不健全，防治传染病基础工作薄弱；在彻底切断传染链、控制传染源上没有采取坚决有力的强制性措施，严重影响了防治工作有效开展。""北京市在信息收集、监测报告、追踪调查方面存在严重疏漏，没有及时准确地上报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措施落实得很不够，未能有效地监控和切断传播渠道，给北京地区的疫情控制带来极大被动，严重影响了防治工作的开展。---北京市对疫情估计严重不足，工作指导、督促检查等方面都不够有力。"胡锦涛则亲自提议撤销张文康、孟学农的职务。会议结束后，中央办公厅立即将有关决议通报给江泽民、全体政治局委员以及李鹏、万里、乔石、朱熔基、李瑞环、刘华清等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决策过程完全是由胡锦涛、温家宝新一届常委会独立作出的。这是一个非常微妙、非常重要的信息，它预示著胡锦涛、温家宝开始能够充分善用民意、走出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执政风格来。可以说，这次危机给了胡温一个迅速巩固权力的极好机会，可以使他们更加贴近民意，更加代表民心，更加当机立断地进行独立决策。相比之下，除了张文康的丢官，"核心"离开"非典"肆虐的北京到上海去避风头，更是自毁形象。一正一反，胡江民意清晰可见。与六四危机中，赵紫阳支持大胆的新闻报道一样，胡锦涛也强调新闻舆论宣传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充分肯定新闻舆论在防治"非典"战役中的作用，温家宝也要求"加强宣传，注重实效"，"采取多种方式，向国际社会报道我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情况。"

与六四后新闻舆论界万马齐喑的局面相反，"非典"疫情促使中国新一代领导层考虑建立和完善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的必要性、重要性。通过对"非典"危机的充分报道，中国的新闻舆论领域开始显示出走向透明、多元化的改革曙光。如果说六四事件以元老集团重新全面控制国家的领导权而告终，那末，"非典"事件则给了新一代迅速巩固权力，全面掌控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难得机会。而提供这个机会的，不是别人，正是试图继续保持其政治影响力的第三代"核心"。

从"非典"危机处理中，我看到了民众对胡锦涛、温家宝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所寄予的厚望，也联想到了14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六四事件。我多?期望，胡锦涛、温家宝在"非典"危机决策中所展示的智能，能够同样运用于化解14年前制造的六四事件中。我曾身同感受胡锦涛、温家宝体恤民心之情景，他们善于将心比心，我也相信胡温清楚六四事件在人民心目中的分量。无论如何，重新评价六四，是胡温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不容推卸的职责。这里，我想谈谈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罗干与六四事件的关系。

不管从哪方面说，胡锦涛与六四事件都没有瓜葛。六四事件之际，拉萨正处于戒严期，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的胡锦涛，也正处于他的政治低谷期，除了一段时间在北京休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西藏的稳定，确保戒严期间西藏不再出大的乱子。尽管胡锦涛置身于六四决策圈外，但他非常关注学运的发展，他对学生充满了同情甚至说是某种程度的理解。因此，六四事件十四年来，他既未激烈地批判过赵紫阳，也未公开谴责过所谓的"幕后黑手"。1992年秋升任政治局常委后，胡锦涛分管组织人事工作，他尽其所能地保护并提拨了一批因六四事件被"冷冻"的官员，赢得了普遍的好评。正是这种与六四事件的超然关系，为胡锦涛在重新评价六事件中提供了极大的回旋余地。今天，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已经具备了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强有力资本。胡锦涛如果能够善用民意，因势利导，恰当把握时机，是能够将重新评价六四事件摆上议事日程的。当然，指望胡锦涛在最近一二年内解决这个问题并不现实，但胡锦涛应该从现在起就营造解决这个问题的外部环境，比如，给赵紫阳更大的私人活动空间，允许他自由出入并会见访客；解除对"天安门母亲"运动成员的监视，让她们能够自由地表达她们微弱的声音；允许六四事件后滞留海外的人员回国，撤销因六四事件泡制的"黑名单"，等等。

对照胡锦涛，温家宝自然有更多的感慨和想法。在六四危机和"非典"危机的决策过程中，温家宝称得上是最辛苦的一位。六四期间，温家宝陪伴赵紫阳左右，赵紫阳下台后，温家宝心力交瘁，进入了他的政治低谷期。谈及六四，温家宝曾说自己"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也悄悄地为时局的发展流过泪。"而这次"非典"危机中，温家宝也当面向清华大学的学生感叹自己"常常夜不能寐，思及"非典"时甚至泪流满面。"六四当时，温家宝也许根本没有想到过14年后他会成为中国政府总理，当时的温家宝是一名纯粹的党务工作者，如果不是六四事件的挫折，如果不是六四事件后被有意识地边缘化，温是不可能以书记处书记身份去分管农业，并涉足经济领域的。这正应了"因祸得福"这句古训，正是在逆境中，在"苦其心骨，劳其心志"的自勉下，温家宝完成了从党务到政务的角色转变，也终于有了今天的辉煌。在六四这个敏感问题上，温家宝是小心的。直到今天，他仍然尽力避免涉及这个话题，也不发表他对这个问题的真实看法。其实，作为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组主要负责人，作为二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主要设计人员之一，温家宝在许多方面认同并追随著赵紫阳的主张。今天的温家宝，尽管已经赢得了"平民总理"的美誉，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支持度，但是，正如他自己已经意识到的，他仍然需要小心。三个星期以前，"核心"曾含蓄地对别人说温"怎?一会儿这?爱激动"，并说温有点"轻率"。而温在国务院的第一副手也有恃无恐，不将温放在眼里，开口不提温家宝。这些，都是温家宝需要慎重对待的。也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温家宝在六四事件上仍然会选择沉默。不然，作为与六四事件有某种关连的当事人，温家宝很可能会被群起而攻之，并且伤而及身。

曾庆红，严格地说，与六四事件也没有必然联系。整个六四期间，除了在上海参与负责处理《世界经济导报》外，曾庆红积极主张与学生及社会各界进行对话，主张理性、克制。尽管没有分管过共青团工作，但曾庆红却有许多青年朋友。私下里，曾庆红曾多次表示，他不认同北京派兵的做法，并认为应该在适当时机，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这是迄今为止，新一届九人政治局常委中唯一一个敢于表明自己观点的人（尽管在非正式场合）。在我的印象中，曾庆红是比胡锦涛、温家宝更有胆魄，更重实权的人，具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太子党背景，与江泽民关系，是曾庆红挥之不去的两大阴影，也正因此，很多人推定曾庆红一直觊觎胡锦涛的权位，并伺机取而代之。其实，曾庆红比谁都明白自己的角色，不可能取胡而代之，他只想彻底摆脱江的阴影，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体系。十六大以来，曾庆红一方面亲自访问西北坡、延安、井冈山、韶山，以此显示自己"红色接班人"的身份，同时，又亲自抓人才队伍建设，强调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和党管人才原则，力图将各路精英吸纳到自己周围，并在这个基础上，抓紧建立自己的思想库、智囊团。正是因为曾庆红所处的特殊位置以及他在组织人事系统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使他在重新评价六四事件上有更灵活的发言权。曾说过，操之过急，必误大事。有人说曾庆红并不认为现在是重提六四的恰当时机。如果曾庆红真的能够在六四问题上争当出头鸟，相信会彻底改变他在民众中的形象，大得民心。

在所有的政治局常委中，唯一与六四事件有直接关联的是罗干。六四事件中，罗干作为李鹏最主要的助手，直接参与了六月三日晚武装警察的调动。在十六大人事部署中，李鹏力荐罗干任政治局常委，就是为了让自己吃一颗吃心丸，确保在有生之年不让六四事件翻案。因此，如果罗干听到重新评价六四事件时，他会比任何一位常委都紧张。我从不指望罗干会在重新评价六四事件中起积极作用，但我也不认为仅凭罗干一人就能阻碍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如果最高决策层真的下决心。十四年里，对赵紫阳的软禁、对六四异议人士的监控、"黑名单"的泡制，都是在罗干的亲自过问或直接部署下展开的。试设想，一旦六四事件摆上桌面，罗干会有何等程度的尴尬。但是，如果仅仅因为罗干，或者仅仅因为李鹏，就可以将六四事件束之高阁、一拖再拖吗？罗干的任期只有五年，时间并不在他这一边。如果罗干真的能够顺应时势，敢于从我做起，是能够赢得民众的欢迎并尊重的。罗干应该明白，相互仇视、分外眼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重新评价六四也并非要来个你死我活。不管当初的中共中央如何将六四事件定论为"暴乱"、"动乱"，不管当初的元老集团并李鹏势力如何将赵紫阳定性为"分裂党、支持动乱"，历史总将还之以公道。纵使罗干能在他的任期搁置六四事件，但历史的洪流纵将洗刷掉那些欲加之罪。到那时，罗干将会自顾不暇、无地自容。

毫无疑问，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罗干是新一届最高决策层中的决定性力量。如果他们能够顺应民意，把握时势，六四事件就完全能够在他们的任期内摆上议事日程。如果他们一味强调"团结"、"稳定"，纵使有高涨的民意，六四事件仍将久拖不决。在这第十四个忌日，我仍然看不到六四事件会在下一个年头得以解决的曙光。所有六四事件的受害者，已经默默地忍受了十四年，难道还想再被动地等待下去，祈求别人来为你和你的亲人伸冤吗？所有站在中国最高政治舞台的胡锦涛温家宝们，难道非要等到时机特别成熟时，再去推动六四议题。拿出你们处理"非典"危机时的决断力吧，人民期待你们尽快跨越这一历史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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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新世纪》